唯实才能发展——访辽宁省省长岳岐峰 [复制链接]

第3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领导干部学《邓选》

　　唯实才能发展
——访辽宁省省长岳岐峰
本报记者杨传春
有两组数字是辽宁省省长岳岐峰经常琢磨的：一组是农业的。辽宁省是个城市人口占４６％的省，解放后直到１９８９年，每年要调进粮食近１５亿公斤、肉１０多万吨，但从１９９０年起全省农副产品实现自给，现在则是买方市场了；一组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辽宁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一个个宛如尊贵、优雅的公主，露出一个微笑都是对市场的赏赐，别提那日子多温馨了。但是现在它们渴望市场的温存！经济效益好的和比较好的只占３０％。６０％步履维艰，而另外的１０％生存问题成了最严峻的现实。
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理论研讨班”上学习《邓选》第三卷的日子里，岳岐峰的思路依然是从这魂牵梦绕的两组数字展开的。
他在地、市级领导岗位上干了３０多年，农村改革的１５年里他一直做着具体的领导工作。他目睹过的农村一次次巨变，成了他一生中最灿烂的回忆。
“历朝历代谁不想解决农村问题！但是谁解决了农村问题？邓小平！请听听农民朴素的心声：‘翻身不忘毛主席，改革不忘邓小平’。”在中央党校的一间学员宿舍里，他对我说。
“农村改革的成功，是我们共产党人在建设时期最自豪的杰作，是最能令世界动容的业绩。但是我们不能陶醉于这一伟大的创举，我们应该举一反三，找找农村巨变的启迪。”　“是啊，启迪有哪些呢？”我想问。
“第一，”他不等我插口：“它是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生动体现。农村改革之前，我们差不多一直‘以粮为纲’，连老母鸡下蛋也视为下的资本主义的蛋。结果越弄越穷，要是那样搞到现在，我们的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左’的东西害党害国害民啊”，他呷了一口茶：“农村改革之初，有些同志为什么对群众创造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等看不惯？为什么对‘勤劳致富’难接受？就是在思想观念上常常忘记实事求是，离不开‘越穷越革命’那一套。是党坚决实践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才使农村改革一泻千里的。可见，警惕右，主要防止‘左’，是多么宝贵，多么深刻。这是我们党付出沉重代价得出的。”
“第二，责权利清楚的机制才有活力。”他举例说，辽宁有个国营大企业，几十万人，厂长有权也没权，比如他要高薪聘请一个人才就办不到；有责也没责，比如亏损了有国家负“无限责任”，这种体制弄得厂长们有劲使不上。而有一个村办企业，厂长是个女企业家，她有权有责有利，企业１９９３年产值已两亿多元。乡镇企业的大发展是深化农村改革的结果，其实奥妙也简单，就是产权清晰，责任分明，多劳多得，任人唯贤。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已经看清了这一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方向明确了，就看我们能不能解放思想按《决定》抓改革了。
“第三，相信群众对市场经济的适应力。”岳岐峰说，农村改革之初，不少人害怕出现贫富不均，害怕市场经济发展后相当多的农民会手足无措、出大乱子。其实呢，农民对比较效益有着本能的反应，一是在产品上互补，庭院经济、经济作物、养殖加工等等有力地支援了种植业；一是在产业上互补，离土不离乡，或者离乡不离土，或者形成“民工潮”，农民的效益总是在市场风浪的颠簸中不断提高，农村的事情总是生机勃勃。我们还没有听说哪个地方因为出了一个“富翁”而穷了一村的事，相反，“首富”带领大家富的故事哪里都有。那么，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中，我们有没有理由相信职工的适应力呢？我看，没有必要怀疑职工，倒是我们这些当领导的要谨防落后于实践。
当然，岳岐峰认为，农村的新问题也不少，比如剪刀差扩大，种粮比较效益降低、农民负担加重，以后还会不断有新问题，但这都是改革中的问题，农村改革的机制还会不断发挥能量。中国农民为社会主义工业提供了大量积累，今后他们为现代企业还会作出应有的贡献。十四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经济能不能保持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看我们能不能从农村巨变中找到带普遍意义的启迪。这些启迪归根结底一句话：“改革开放才有出路，唯实才能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