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奇现象”与中国名牌发展战略 [复制链接]

第9版(理论)
专栏：改革热点纵横谈

　　“仕奇现象”与中国名牌发展战略
中国名牌发展战略课题组
前一段时间，在几家全国性的报纸上，我国十大名牌西装生产厂家之一、生产“仕奇”西装的内蒙古青松制衣有限公司向在我国市场销售的“海外品牌”提出挑战：承诺在同等的价格上，“仕奇”的质量要高于对方；在同等的质量上，“仕奇”的价格要低于对方，并且欢迎在我国市场销售的任何“海外品牌”应战，欢迎任何权威机构以国际通行标准对“仕奇”与市场销售的“海外品牌”进行比较检测，欢迎消费者参与质量评判。“仕奇宣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也引起了中央有关方面负责同志的关注。这一举动由此被称为“仕奇现象”。
“仕奇现象”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启示和思考。
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战略问题：创造出一批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有竞争力的世界级名牌产品
“仕奇现象”是近一个时期以来“名牌热”中的一个突出表现，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一个特定阶段后的必然现象。改革开放十几年来，我国经济获得了举世瞩目的快速发展。在今后若干年内，我国经济能不能上一个新台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批新的先导产业部门能不能迅速地成长起来。值得重视的是，与以往的产业部门相比，这批新产业部门具有以下一些重要的特点：
首先，其产品大都是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名牌产品。在经济发展的较低阶段，生产和需求两方面对名牌都没有太强的要求。当经济发展到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阶段以后，名牌的重要性就大大提高了。一方面，消费者对产品在数量上得到很大满足以后，便把眼光逐步转到了质量上。追求质量必然要追求名牌，这不仅是因为名牌意味是好的质量和服务，而且因为名牌本身提供了一种信誉，即买到名牌就不必再费力气去辨别产品的好坏，而对某些高技术含量的产品来说，让消费者自己辨别质量好坏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名牌本身降低了消费者的交易费用。另一方面，名牌产品在市场上的高效益刺激了生产厂家发展名牌的积极性；开发高技术含量的名牌产品所作的大量投入，使厂家愿意在宣传和保护名牌产品上下功夫。此外，高技术含量形成的“仿制障碍”，提高了假冒产品的仿制成本；保护知识产权法律的建立和健全，也使发展名牌产品有了较好的外部环境。
其次，名牌产品大都是由那些规模庞大、实力雄厚的大型超大型跨国公司生产。目前世界上按商标价值排名前几十位的名牌产品，基本上是由世界上按销售额排名前几百名的大公司生产的。可以说，在每一家大公司的前面几乎都有一个名牌，或者说，在每一个名牌的背后，几乎都有一个经济巨人。名牌是企业综合优势的集中体现。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创出名牌，企业要具有长远的发展眼光、雄厚的资金支持、强大的技术开发能力、出色的经营管理，等等。否则，就难以创出名牌，即使创出了也保不住。　因此，我们在制订“九五”规划和展望２１世纪经济发展蓝图时，必须重视在我国尽快创造出一批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在国内和国际市场有竞争力的世界级的名牌产品。
名牌中的爱国主义：利用外国资金、技术和牌子，发展我们自己名牌产品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扩大和深入，越来越多的外国资本和外国商品进入我国。这对弥补我国资金缺口、丰富和活跃市场、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推动经济体制转轨等方面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外开放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将长期坚定不移地实行下去。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近年来，一些外商或者直接在我国建厂生产国外名牌产品，或者与国内企业合资合作，其产品往往用国外的牌子。于是，有些行业的国内牌子近乎全部垮掉。例如，饮料行业中几乎所有生产碳酸型饮料的厂家，包括颇有名气的北京的北冰洋，上海的正广和，沈阳的北寺等，均已纷纷与外商合资，启用国外商标，只有健力宝一家还在用国产牌子苦斗。照相机行业用国产牌子的也只有上海“海鸥”等一两个厂家。近一个时期，外资进入我国呈现出一种倾向：即由过去主要是中小资本进入转为国际大财团进入，后者要求与国内带头的企业或利润丰厚且稳定的项目合资，合资时要求控股，并使用国外牌子。如果说外商以前采用的是以商品输出带动资本输出的办法，那么现在采取的则是以资本输出带动名牌输出，再用名牌输出带动产品输出的办法。而我们一些企业缺少名牌意识，认为用谁的牌子都无所谓；或者受眼前利益的诱惑，放弃自己在社会上已有一定影响力的牌子，这就不能不令人忧虑。
名牌，或者说驰名商标，是一种重要的知识产权，是可以在价值形式上予以量化的重要资产。名牌是过去对今天和将来的投资，有些企业驰名商标的价值远远超过其有形资产的价值。发展我们自己的名牌，就是为我们自己的企业、国家、民族的今天和明天投资，其意义不亚于甚至要超过对某些有形资产的投资。丢掉自己的牌子，只使用国外的名牌，在短期内可能会带来某些收益，但实际上等于放弃在一个具有关键意义领域的投资，而去为国外的名牌“保值增值”。对一个大国来说，没有自己的在国内外市场上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名牌产品，只是依附于外国名牌，很难真正形成自己独立的、有竞争力的工业基础，更难以在日趋激烈的国际商战中取胜。
在发展我国自己的名牌时，我们应讲爱国主义。对外开放本身并不是我们的目的，对外开放的目的是为了发展我们自己，包括发展我们自己的名牌产品，全面提高我国的经济实力，特别是提高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能不能对外开放是一个考验，能不能在对外开放中更好地发展自己，同样也是一个考验。如何利用外国资本、技术，也包括恰当的利用外国牌子，更好地发展我们自己名牌产品，正是我们在讨论名牌产品问题时所说的“爱国主义的具体涵义”。与以往“抵制洋货”的“爱国主义”相比，这里的爱国主义具有了新的时代特征。目前，一些企业已经有了一些成功的做法和经验，“仕奇”道路便是其中的一个类型。“仕奇”的资本来自中日港三方五个厂家，设备从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引进，技术人员到日本培训，由日本专家来厂指导，但“仕奇”这个牌子是自己的。另一种类型是“美菱”的道路，用了一段“美菱——阿里斯顿”的牌子，然后把后面的“阿里斯顿”去掉，成“美菱”这样一个纯“国产”的牌子。在这个问题上，除了企业自身的选择外，政府的政策应当为更有利于发展我国自己的名牌而作适当调整。
大多数名牌产品和大企业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要有一批世界级的名牌产品，其前提是要有一批世界级的大企业。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在我国如何培育出能够积极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世界级大企业，是一个重要而紧迫的问题。目前，我们已经明确了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明确了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公司制改造。但从国有企业的现状看，现在能够直接进行公司制改造的只是少数。而对那些经营不善的企业来说，只能通过“改制、改组和改造”，并将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增强市场竞争能力。令人欣慰的是，这些年来在市场竞争中，已经涌现出了一批基础较好、发展潜力较大的优势企业，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国内生产名牌产品的企业。这些优势企业可以是大企业，也可以暂时不是大企业；它最主要的特征是拥有市场竞争力的优势，即使现在规模不大，但有希望在竞争中“长大”。这些优势企业通常应当是已经完成了体制转轨的，或者本来就实行新体制的，将有条件成为下一步企业改组的生长点和主导力量。通过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那些持续保持竞争优势的企业最终将成长为大企业。为使我国尽早出现一批世界级的大企业，政府应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为企业“三改”创造必要的外部环境；在不妨碍公平竞争的前提下，为名牌产品和优势企业的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政策和制度条件，等等。
摆脱名牌发展资金不足的困境：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有机结合将理顺资金流向，优化有限资金的配置结构
目前，名牌产品和优势企业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缺少足够的资金支持。近几年我国经济生活中一种值得重视的现象是，一方面大量资金流向高档房地产、股票、期货等领域，以致出现了早期的“泡沫经济”现象；另一方面，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和代表产业发展方向的先导产业的发展资金严重不足，一些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对新的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且市场前景良好的项目，包括一些名牌产品项目，由于资金短缺而无法实施或中途搁浅。在这种背景下，如何理顺资金流向、优化有限资金的配置结构，就成为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从我国的情况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一批大企业的崛起，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结合的必要性已变得日益突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结合，将有助于为大企业和企业集团及名牌产品的快速发展提供长期和较为稳定的资金来源，或者说将有助于解决有限的资金主要不是流向导致“泡沫经济”的那些领域，而是流向对我国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长期发展具有关键作用的那些领域。更重要的是，这种结合将有助于一些优势企业通过合并、联合、收购等方式而迅速扩张提供金融中介。另一方面，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结合还将有助于形成一批真正按商业化原则运营的金融机构，对金融业的改革和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就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结合的具体形式而言，目前可供选择的有：对在新的产业发展阶段有重要意义、经营状况好、发展潜力大的企业加快公司制改造，符合条件的应优先成为上市公司。在建立新的商业银行时，可以考虑由上述部分企业作为股东；企业的持股比例、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关系，可在保证银行必要安全性的前提下作出合理规定。在设立新的保险公司、投资基金等非银行金融机构时，可以考虑由上述企业，包括某些条件较好的正在进行体制转轨的国有大型企业作为股东发起组建，这不仅有助于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结合，还将有助于转轨中的企业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在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结合过程中，将会遇到一些颇为棘手的问题，需要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求得合理解决，但当前首先应当引起人们对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结合意义的关注。
（课题组成员：马洪林凌刘世锦吴建滨荣剑英彭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