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创业百年随想（关于张元济，他的理想和他的探索的若干思考） [复制链接]

第10版(文化)
专栏：名家特稿

　　商务印书馆创业百年随想
（关于张元济，他的理想和他的探索的若干思考）
陈原
创业难。
一百年前（１８９７）商务印书馆创业于沪滨。
这是一个艰难的时刻。正所谓：大厦将倾，群魔乱舞，内外交困，民不聊生。
每一个有志气的中华儿女都在探索要走什么路才能振兴中华。
四个接受过现代西方启蒙教育的青年，选择了一条独特的路。他们集资办了一个小小的印刷厂，取名商务。五年后（１９０２），四人中为首的一位夏瑞芳（１８７１—１９１４），邀请大学者张元济（１８６７—１９５９）参加创业，于是在世纪之交，崛起了一个民办的出版机构，这就是商务印书馆。
从此，中国近代出版事业和印刷事业开创了一个新纪元。
张元济入主商务前，已在政治风云中浮沉了十年。这个博古通今，胸怀济世救民的宏愿的智者，入主商务后第一件事就是邀请挚友蔡元培（１８６８—１９４０）出任编译所所长，虽因故未能到任，却毕生都互相支持，成为张元济办商务印书馆的精神支柱。
张元济是带着一个爱国智者的不平常却又切实可行的理想，参与商务印书馆的创业的。那就是开发民智，振兴中华的信念和理想。张元济与夏瑞芳共事十二年（１９０２—１９１４），张主编务，夏当经理，不但奠定了商务印书馆创业时期以及其后发展时期的坚实基础，而且因两人“意气相投”（张元济语），合作无间，使这个新开垦的园地成为张元济的理想试验场。
商务印书馆创业时期是富有创造性的。这里呈现着一个非常奇特而又非常壮观的图景：它不单是一个出版社，而且是一个“多媒体”。作为主体的出版机构，拥有编译所、发行所和印刷所。它的编译所不单积聚了大批学贯中西的能人，还设置一个收藏丰富的图书馆（后来演化而成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它的发行所不单开办了国内和海外（包括香港和新加坡）几十家分支机构，还有征集了十万订户的“通讯现购处”（今称邮购部）；它的印刷所不单拥有当时最先进的印刷设备，还拥有最先进的技术和技术力量。
更值得惊奇的是，在这个主体的周围，展开了庞大的两翼。
一翼是一系列的教育机关：幼儿园、小学、中学、师范和商业讲习所，以及对象更加广泛的函授学校。出版社办教育机关，而不是教育机关办出版社！这就是本世纪初商务印书馆的奇景。
另一翼则是一系列的文化设施：电影厂、玩具厂、文具标本仪器厂、印刷机械制造厂和尚未成形的唱片厂。出版社办文化机构，而不是文化机构办出版社！这又是商务印书馆呈现的另外一个奇景。这里呈现的图景，表明商务印书馆是张元济的理想的试验场。
作为一个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逐步朝着全方位的出版结构迈进。从中小学教科书开始，尽可能有计划地高质量地编印工具书、整理古籍、翻译西学以及各个学科各种层次的著作。在解放前约半个世纪，它广泛联系了国内差不多所有的学者、作家和许多社会活动家；吸引了从儿童到成人，从学生到专家各个层面的最广大的读书人。一方面为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提供了基础读物；另一方面为文化积累作出了贡献。即在本世纪下半期，向这两个方面奋进的势头也从未衰减，不过形式有所不同罢了。
创业真不易：资金不足；人才不足；技术落后；政潮冲击；人事纠纷，还得随时灵活化解。难关一个一个克服了，“敢云有志竟成，总算楼台平地”（张元济）。
商务印书馆创业第一个十年末（１９０７），营业额仅１５０万元（银元），第二个十年末（１９１７），营业额成倍地增长，达３７０万元，第三个十年末（１９２７），营业额增加到７９０万元。到商务印书馆大部分厂房连同东方图书馆被侵略军炮火摧毁前一年（１９３１），它的营业额竟高达１４３０万元。
这就是创业者和从业者们的艰苦奋斗和文化学术界与广大读者群鼎力支持的结果。
守业也难。
要守业，在复杂多变的社会条件下，就只能倡言“在商言商”——躲开现实政治的冲击。但是纷至沓来的爱国浪潮，人民运动，政治风波，文化思潮，有些躲得过去，有些却躲不过，或不愿躲。于是出现了曲折奇特的场面：张元济和他的领导层诸君，对有利于国家民族的活动，有利于维护正义的活动，有益于开发民智的活动，只好半明半暗地在精神上或物质上予以支持。
凡此种种，长期在商务工作过的茅盾和胡愈之在他们的回忆录中都有真实的记载。二十年前（１９７７），茅公为纪念商务印书馆创业八十周年填的一首词，更生动形象地慨乎言之了。他写道：
“世事白云苍狗，风涛荡激；顺潮流左右应付，稳度过，滩险浪急。”
然而最大的困难是在领导层内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张元济跟夏瑞芳共事的十二年，合作得很好。不幸夏瑞芳被刺身亡（１９１４），继任掌握全局者，虽都是爱国的企业家，却不甚理解张元济的理想，他们对新事物新思维缺乏敏感，从而缺乏适应力。显然他们飘荡在时代的激流之中，而张元济则走在时代激流的前面。夏瑞芳猝亡后，内部矛盾就日益激化了。这绝非今日常见的那种权力之争，而是对如何守业——即如何维护、如何发展这个事业的方针方法，发生严重的分歧。
这分歧，全面记录在张元济１９１８年４月１５日写的一封信里。信是写给继夏掌握全局的、也是创办人之一的高凤池（１８６４—１９５０）的。信中揭示了在守业方针方法上的六点分歧：
勿以为成效已著，而不思改良；
勿以为旧贯宜仍，而不求进步；
勿以为人才足用，而不广登进之途；
勿以为故旧不遗，而不思去冗之策；
勿以为用财宜节，并当用者而亦吝之；
勿以为听言宜广，并不当听者而亦纳之。
“勿以为”，“勿以为”，壮哉六个“勿以为”！后人从这六个“勿以为”中，领略到并且吃惊于张元济头脑中蕴藏着多么现代化的管理科学思想。由此可知，张元济在企业经营上是一个超前的急进派。
此时，张元济的理想试验场的规模，受到内外的种种干扰，只能日益缩小。于是他一步一步退却了，他辞去实际管理全局的职务，埋头整理古籍。他的继任人王云五（１８８８—１９７９）登场了。继任者实实在在办了一个出版社，但是张元济的理想试验场萎缩了，消失了，不见了。３０年代这家出版机构的口号是“日出新书一种”，它也确实做到了。好书源源不断地问世。然而张元济原先的搞大文化设施的宏伟理想中止了。
这样，商务印书馆只能沿着没有张元济理想的单纯出书机构的路子走了。这条路也不好走，困难重重，可是总算走过来了。
守业也不易。
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革，中国人民终于自豪地站起来了。商务印书馆从１９５８年起，走上一条新的路。这条路，从本质上说，跟张元济的开发民智以振兴中华的思想脉络是一致的，跟张元济提高全民素质的理想是一致的。张元济在本世纪初进行的试验，已经在更广阔得多的园地上开花结果了，而他培育的商务印书馆则仍在屹立着。
今天，商务印书馆面临着新的挑战：这是时代的挑战。如今是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市场竞争的时代，是全球性的信息革命时代。
要生存和发展，必须再创业。再创业更难。需要更大的勇气、毅力、机智和韧性，需要进行果敢的革新和创造。
它，商务，将带着张元济的理想，带着先行者们以及几代爱国智者“开发民智，振兴中华”的心愿进入２１世纪。这理想一定会在更广阔的天地中实现，而不局限于商务印书馆。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１９９７年４月１９日
（作者是商务印书馆前总经理兼总编辑，著名出版家、语言学家）
（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