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农民的精神跋涉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长篇快评

　　新一代农民的精神跋涉
雷达
回想８０年代，表现农村变革生活的小说，阵容何其壮观，它们唱出改革开放的先声，演出了当时文学创作的重头戏，一些饶有趣味的人物形象，走进了平民百姓的生活，甚至成了挂在人们口头上的谈资。这种情形的发生，既是改革初期生活的巨变给了文学以强劲活力，也与我们农业文明的深厚传统和我们文学在农村题材上的深厚传统有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个时候农民命运的历史性变化也就象征着我们民族命运的历史性变化，于是人们对农村题材的创作表现出了格外的关切。
那么现在呢？进入９０年代以来，农村现实题材的创作确乎显得有些沉寂了，尤其在长篇方面，好像很难打破模式和闷局，很难营造一个新的、能够吸引全社会注意的阅读场。问题的症结似乎在于，农村生活大大前进了，也大为复杂化了，特别是，当中国农民破天荒地被推到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面前时，我们的作家好像不大跟得上复杂化了的新的现实了，窘迫的局面随之出现。当然，不少作者扩大了时空，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上探索着中国农民的命运，已颇见成效，也是事实；但缺了“现实”这一环，缺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所搅起的有声有色的矛盾，终究是明显的缺憾，那历史感的深度也不可能不受影响。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我读到了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河北青年作家宋聚丰的长篇小说《苦土》，甚感可喜。
《苦土》的作者敢于直面当下的农村生活。他把他的主人公们置放到市场经济的境遇中，力图表现当今农民在从小生产走向商品化，从农耕传统方式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作方式的路途上，那创业的百般艰辛；而其重点又放在表现新的一代农民身上，写他们艰难的成长史——既写物质的变革，也写观念、精神、心灵的变革。小说写的是，华北大平原的一个小村庄里，有那么几个高考落第或无力再升学的农家子弟，他们质朴而重义，聪慧而能干，但处境维艰，一筹莫展。尽管他们有向外突围的冲动，有改变自身命运的强烈愿望，并发誓不认“天生的土坷垃命”，无奈一时出路难觅。故乡一望无际的盐碱洼，贫瘠之至，要开出致富之路，何其难也。且看，人们为化肥厂的一个招工指标几乎抢破了头，引出复杂而惨痛的交易关系，把他们抑郁难伸的困境和盘托出。小说从段保兴投河寻短见被救，柳堤下四兄弟结义写起，展开了一长段艰辛的创业史。在康伟光的带动下，众兄弟抱成团，鼓足劲，咬紧牙关，终于建成了名震四方的康壮羊绒厂，康伟光也成就为著名的乡镇企业家，一时间顾盼自雄。
小说写康伟光、段保兴们一波三折的创业过程，写捕捉机遇，写吸引资金，写他们在关系网中苦苦周旋，很有板眼，其生活的密度和实感，不是一般作者都能写出来的。显然，这部作品以其生活块垒的“厚、密、实”见长。这使我们想到，当年，随着一批反映变革初期农村生活的好作品问世，它们的作者不久也就相继回城了。由于种种条件限制，现在深入生活困难多了，这是否正是不少作品对农村渐生隔膜的原因？据我所知，宋聚丰自幼生长在农村，多年来从未脱离基层，后来又在农村挂职，他几乎一直没离开他童年时代的那些伙伴，他和他们一起成长。他的笔能处处贴近人物，贴近大地，善于写出各式各样的角色，与他这样的生活方式直接有关。看来，要写好今天农村，首先要熟悉今天的农村。
但仅仅熟悉农村，或仅能惟妙惟肖地写出生活表象，只能算起码的要求，对文学而言，它关注的始终是表象后面的精神，是人的灵魂。《苦土》比改革初期的作品前进了一步的地方，就在于它试图探究新一代农民在市场环境下的精神状态，他们的精神跋涉之艰难。在小说中，这主要还是体现在康伟光与段保兴之间，在观念、胸怀、眼光、境界上的对比。康伟光是颇复杂的人物，他有号召力，有胆魄，有人望，是他率先承担风险，甘冒身家性命之危，开始创业。作者并不因其年轻而看不到他身上的传统惰力，在作者看来，这简直像遗传基因似的植入他的灵魂：成功不久，他就开始了瞎折腾，刚愎自用，猜忌重重，以家长自居，听不进不同意见。他还要求效忠个人，讲究报恩，搞权力崇拜，这使他与他的父辈们几无区别，甚至令人想起了过去农民领袖。一般作品写某些农民企业家的迷失，往往写修坟、纳妾之类，《苦土》写康伟光要高出一筹。他这种精神上、道德上的封建性，自然要遏制企业进一步的发展。他无端开除保兴、保贵一节，惊心动魄，暴露了他最隐秘的局限。段保兴则不同，他起初给我们的印象是软弱的，因高考时出于无奈替人作弊，后被逐出校园，遂起轻生之念。但他的精神在发展，在腾跃，他由柔弱而坚强，由传统而现代。当康伟光出于家长统治的需要将他逐出工厂，也即他面对第二次放逐时，他已沉稳多了，表现出惊人的才智和韬略，兴盛公司之淘汰康壮公司，自在情理中。在段保兴身上透露了我国新一代农民的最新消息。从人物刻画的成色看，他的形象不及伟光厚实多面，他与若兰的关系本是张扬精神伸展个性的好机缘，惜乎作者过于拘谨，使他有点像谦谦君子，多少削弱了这一形象的时代性。
《苦土》读来真挚亲切，弥漫着大平原的清新气息，素格、大荣、若兰诸女性仿佛给它平添了几多清香的诗韵和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而这“文化”又非外贴上去，而是融化在各个人物的心灵中。对这部作品，我们可以指出许多不足，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说，《苦土》是扎实厚重的，它的由物质的现代化追问人的精神的现代化，是值得注意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