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力的支援，伟大的友谊——记湖南省湘阴县石塘乡农民支援灾区农民安家生产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有力的支援，伟大的友谊
——记湖南省湘阴县石塘乡农民支援灾区农民安家生产
本报记者 力文 新湖南报记者 见初
第一天的见闻
八月十九日，我们来到了湖南省湘阴县石塘乡。洞庭湖滨的湘滨大垸溃决后，王家乡的农民转移到这乡安置生产，已经一个月零四天了。
我们向着韩家大屋走去。这是一簇拥有百多间房的“屋场”，王家乡洞庭围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们住在这里。我们走进一座宽大而光亮的堂屋。屋的一边开着六张大铺，每个铺上都有凉席，挂上了蚊帐，虽显得有些拥挤，但是收拾得却也干净利落；另一边，摆着一张大八仙桌，一把圈椅，桌上放着厚厚的一堆账簿，笔、墨，还放着一盏带罩的煤油灯。这就是洞庭围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临时办公处和住处。会计闵宪章正坐在八仙桌旁，手拨着算盘，眼看着帐簿，整理着近日来的劳动工分，和供应社员粮食的账目。几个年老的妇女在缝补衣服或搓麻线。小孩们从门口跑进跑出忙个不停。这个地方称得起四通八达，沿着两侧的走廊，可走进附近的几座房子，在这些房间里，住着当地的主人，也差不多都住有灾民，还看得见，两个十一二岁的少年（从王家乡来的），在隔壁房子里，正在习字……
迎面走来一个长得结实的老婆婆，她手里拿着刚洗净的衣服。我们向她问好：“您生活得还好吧，我们来看看您！”
“我今年六十多岁了，年纪这么大，还有什么好看的。”她刚说完，站在左边门口的一个妇女，连忙插了一句：“干部同志不是来看你的摩登，是来看你的生产哩！”
“我早晓得，我这个人就爱开开玩笑咯！”老婆婆哈哈地笑了起来。
这个有风趣的老人，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她引我们到另一间凉爽的房子里坐下，几个老婆婆和大嫂子也拿着手里的针线活，跟着走过来了。这个老婆婆又顺手拿起一个还未缝完的蚊帐，她说：“政府对我们这样好，我心里想：自己能做点什么，便尽量多做点事。”
大家都叫这个老婆婆姚二?毑。她一边缝蚊帐，一边谈起从王家乡转移到此地来，沿途的情景：
“那一天，水涨得很猛，大家心里蛮着急，政府派轮船接我们来了。我们上了船。我本来有点肚子泻，轮船一靠湘阴码头，肚子疼起来，一个年轻人走过来了（后来才知道他是城关镇纽扣厂的一个工人），问我有什么不舒服，他连忙跑到卫生院，找医生给我看病，我吃了药便安静下来。
“下了码头，石塘乡派来这样多人迎接我们，帮我们挑担子啦，抱小孩啦，还抬着轿子，沿路有人招呼我们喝茶，够多亲热啊！到了这里，马上安了锅灶，我正想，那里去找烧柴？我们社里想得真周到，已给我们每户社员准备下三天的烧柴，头一天便用船运来了……”
不知什么时候，进来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坐在我们旁边，我注意地看了他一眼。一个老婆婆猜透了我的意思似地，忙解释道：“青壮年都下田生产去了，他叫陈田生，臀上生了几个疮，才躺在家里歇息。”
这个青年深有所感地说：“如今社会够多好啊，人民政府关心我们灾民，石塘乡农民待我们亲兄弟一样。在伪政府时期，那个还管你死活！”
提起“伪政府”，一些辛酸的情景，突然出现在老人们的眼前。老婆婆们向我们痛诉了许多悲惨的往事：
她们曾经住过民新垸和鼎新垸。一九四八年民新垸倒了垸子，三千多灾民，无食无衣，妻离子散，有七百多人病死拖死在外乡。辛未年（一九三一年）发大水，鼎新垸灾民把野草都吃光了，有三百多人死在外乡。
姚二?毑说：“辛未年发大水，冲倒了垸堤，我的老倌子（丈夫）挑起一根扁担，一头是细人子（小孩），一头是破烂，逃荒到了长沙。你晓得细人子那经得起日晒夜露，没有好久就拖死了。又一次倒垸子，我们又逃荒到长沙，老倌子找零活，我讨米。同志，我生下细人子刚三天，就背起细人子沿门讨米啊！我一共生过九个崽、女，现在身边的只剩下一个崽，一个女儿出嫁了。七个崽女，有的病死，有的是逃荒拖死了。”说到这里，她扭过头去，暗暗用衣袖擦着眼睛里的泪花。
今年的水，比那年都大，但是，在解放后的今天，情况却完全不同了。老婆婆们满意地告诉我们，就在她们住的这个院子里，有个叫梁梅英的妇女，从王家乡搬到此地后的第三天，生了一个胖胖的娃娃。房东让给她一个不透风的房间，政府派接生员给她接生，社里特地多供应她十斤白米，还借给二万元，让她买猪肝和发奶的黄花，为了补足营养，她还吃了三只鸡（鸡是转移时带出来的）哩！
在同一个院里，还有个叫刘大秋的社员，正计划着在农历七月二十六日结婚。他爱对别人讲：
“解放以前，倒了垸子，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如今是：团结生产，战胜灾荒。不是毛主席领导的好，我那能在这个时候结婚！”
我们顺便到梁梅英屋里去看她，她正给孩子喂奶，穿着一身洁净的青色裤褂，两颊丰润，精神饱满，看样子已恢复健康了。
“比自己屋里的人还亲”
这里是典型的丘陵地带。顺着起伏的地形，依山傍水，筑成一簇簇几户到几十户人家的“屋场”。石塘乡就是由藕塘、五里、栽松等八个村，方圆十几里以内的大小数十个屋场组成的。我们在一个星期里，曾普遍访问了分住在八个村中的来自王家乡的灾民。住在五里村的灾民说：“村长杨保清对我们比自己屋里的人还亲。我们初来这里，杨村长忙了三天三夜，帮我们找房子，找铺板。半夜了，他还不放心，到处看望，看到谁睡在屋外或天井里，便喊醒他，劝他到屋里去睡，免得着凉。看到有一个人睡在地上，他便想尽办法，给他找到铺板……”住在栽松村的人就说：“互助组组长老周（周咏泉）对我们灾民关心，能数第一！”洞庭围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干部说：“党支部书记胡金良对我们帮助顶大咯！”反映不一，却有一个共同之点，都自以为自己屋里的房东顶好，对灾民最关心。
走近蒋家屋场，除了觉得有些拥挤外，实在分不清谁是客人（灾民），谁是主人。年岁大些的孩子，引着小孩子玩耍，妇女们聚在一起，一面做活，一面亲热地谈笑。田四爹一家四口人，共有三个房间，开始，他让出来一间给客人住，后来，感到客人住得还挤一些，他让十几岁的小儿子和自己睡在一个铺上，又让出一张床和一架蚊帐，让灾民陈德保的妈妈睡，使老人睡得更舒适些。他看见客人没有撑起蚊帐，问他们是不是没有？原来，客人都有蚊帐，只是没带来帐杆，又不愿到处找竹杆，打扰了主人。田四爹埋怨客人们，为什么不早提出来，他连忙从各处找到些旧帐杆，又到山坡上竹林里，砍了些大小适宜的新竹杆，当天晚上，客人们的每张床上都撑起了蚊帐。
桃花村有个名叫徐维生的农民，平素最爱干净，孩子们到他屋里来玩，他都不高兴，怕弄脏了房子。傅家山农业生产合作社转移到此地后，办公室设在离他家不远的地方。为了让农业社社长刘述清开会和工作方便，他却让刘述清夫妇带着两个小孩，搬到他屋里来了。他们像一家人一样的生活着。徐维生是个单身汉，他的早稻收割了，他下田去生产，刘述清的小孩便替他晒谷看谷。有次他听刘述清说：社里的一个生产队出发到五区生产，路不熟，想找个带路人。他对刘述清说：“不用找人了，我去！”那天，他的牙齿正疼得厉害，没有吃饭，他喝了碗稀饭，便领着合作社的生产队出发了。
灾民陶友宾、李德胜、聂贵湘住在桃花村徐茂堂、徐培堂家里。徐茂堂弟兄不只准备了铺板，还给买了水缸和洗澡的脚盆，使他们生活得方便些。自己屋里吃什么新鲜菜，便分送给他们一些，让客人尝尝鲜。早稻该收割了。陶友宾等提出帮徐茂堂扮一天禾，来答谢主人的盛意。徐茂堂说：“好啊！”于是，他秤了二十四斤米，买了一包香烟送到陶友宾等人的屋里，陶友宾等执意不收。他们说：“要帮你扮禾，工资可不能收！”徐茂堂说：
“不收工资，不能让你扮禾！”后来，徐茂堂想起农业社也正忙着插红薯，正需要劳动力，他恳切地对陶友宾等说：“不让你帮我扮禾也好，你们社里正忙着插红薯，我的几亩早稻，我们互助组紧张些，也就行了。”
是不是王家乡农民转移到石塘乡以后，没发生过任何问题呢？不，在栽松村，曾有过这样一件事：有个灾民的十一万元钱，不知被谁从箱子里偷去了。这件事引起当地群众的愤慨，“是那个坏蛋破坏我们两乡人民的团结？一定查出来！”大家都积极调查，很快查出了结果，一个曾经当过土匪和国民党特务的，名叫周作云的坏蛋，把钱偷去了。追回来灾民的钱，让坏蛋当众检讨，并把他送区政府反省。个别坏分子破坏行为的被揭发，两乡人民的团结更紧密了。
向着一个共同目标前进
石塘乡农民对王家乡灾民有力的支援，更多的表现在生产方面。帮助王家乡灾民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生产中的困难。
王家乡灾民转移到石塘乡的第二天，石塘乡的干部、积极分子们便热情地带领灾民寻找荒地。只要是那一块荒地能够利用，而且最合算，便一一指点给灾民。这样，全乡共借出三百多亩荒地，让灾民开荒。可是，灾民从垸子里带来的工具，不但数量少，而且不适合山区开荒，许多农民便自动节约工具，把能够让出来的工具都供给灾民使用。荒地有了，工具够用了，曾经是一片片的荒地，变成了良田，这时最感困难的是缺乏种子。这个问题马上引起石塘乡农民的注意，各个互助组开了会，讨论如何帮助灾民，当时最需要的是红薯苗，于是送的送，卖的卖，问题也很快得到解决。灾民本来种垸田，对山区土性，耕作技术不熟悉，红薯垄子搞得不均匀，挖眼不是太深，就是太浅。看吧！住在各个屋场的主人们和“客人”们，这几天谈论的差不多都是怎样插红薯，像村长杨保清、老农田四爹等许多殷勤的人，还时常亲自到地里，细心地给灾民指点，亲自做个样子，教会灾民插红薯。
当地农民没有忽略了帮助灾民积肥。滨湖区王家乡农民没有烧灰土粪的习惯，不少房东认真教给“客人”如何铲灰土，如何点火等积肥的本领。也有些人把自家的粪缸，借给了灾民。
更加宝贵的是石塘乡农民借出二百二十多亩水田，让灾民赶种一季晚熟作物，这将会大大增加他们的收获。
没有种过田的人，没有亲眼看到过，如果有人不小心在田边上踏坏一棵庄稼，会引起农民怎样愤怒的人，是很难真正懂得“借田”的全部意义，和它所蕴蓄着的深厚友谊的。
让我们看一看一个普通农民、藕塘村互助组员傅友贤吧。
在藕塘村，人人称赞他：田种得肥，禾做得好，作出来的禾，蔸子有菜碗大一个。他种田最殷勤，也最珍惜田，他从不肯让一点土，一小片田浪费。他一共有三丘田（共计五亩二分）。他却把一丘最大的也是最肥的三亩田借给灾民兄弟了。在一次互助组的讨论会上，讨论如何帮助灾民找生产门路。开始，他沉思地一袋又一袋地抽烟，静听组员们谈论，各人根据自己的情况借出一亩，八分，或二亩田，也有人没有适宜种晚熟作物的田，要送给灾民一些红薯苗，来表示自己对灾区兄弟的关怀。傅友贤发言了，他说：“我想把屋前那丘田借出来。这块田很肥，当阳当晒，上水也方便，灾民同志插上红薯，保证多收一些。”这个行动，引起组员们的热烈称赞。
我们访问了傅友贤。谈起借田一事，他谈得那样自然而恳切。好像兄弟在路上跌倒了，哥哥自然会把他扶起来一样，他觉得应该借田帮助灾民兄弟，便把田借出来了。他说：“我当了十多年长工，种了二十多年田，搭帮毛主席，我翻了身，土地改革，给我调进三亩好田。干部同志说，天下农民是一家，这话很对，要人人有饭吃，光我一人有饭吃，我吃不下。再说，让灾民同志多生产些粮食，政府少救济些，节省了粮食，也是我傅友贤支持了国家建设啊！”
这是一个朴实而伟大的思想。这个思想，也曾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来。我们访问来自王家乡的灾民，洞庭围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张菊青告诉我们：“今年发生百年来没有的大水，倒了垸堤，全十七区没有收一蔸禾。要是没有人民政府领导，真是不得了啊！从现在到明年扮禾还要十二个月，到收红薯也要一百天，政府供应十七区人民，每天要用四百五十担米，政府领导我们有组织转移到东乡，进行生产自救。在伪政府时，不要说一个区一个乡在一起，一家人妻离子散，不知要分多少地方哩！我们人人有个想法：洪水不能减弱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我们积极搞好生产，多生产一颗粮食，一来是为了自己度荒，二来也减少政府的供应，让政府用更大力量开办工厂，也就是我们支援了国家的建设！”
“支援国家建设”，正是为了这一个共同的伟大目标，石塘乡农民用最大力量支援王家乡灾民进行生产自救；来自灾区的王家乡农民，也把帮助石塘乡搞好超额增产当成自己的责任。当地农民没有种晚稻的习惯，王家乡种晚稻的习惯开始得早，技术好，工具好。王家乡的几个农业生产合作社都选派最好的种晚稻的“里手”，指点当地农民，教给他们种晚稻的技术。为了使晚稻田精耕细作，他们特意到湖区取来“蒲滚”等农具，并帮助当地农民学会使用。洞庭围农业生产合作社副社长饶福林发现了当地稻田里有了蜢子虫，便立刻召开社务委员会，抽出专人，划船到王家乡，取来社里的三部喷雾器，交给当地农民使用。二十四日，是我们离开石塘乡的前一天。丰收的季节开始了。石塘乡农民已收割了二百八十多亩中稻，紧接着插上一百五十多亩晚熟作物。王家乡农民在当地农民全力支援下，也在开出的荒地和借出的水田里种上红薯一百五十一亩。这天，为了赶季节，抢火色，王家乡洞庭围农业生产合作社组织了生产突击队，工作效率比平时提高了百分之三十。平时要七个工作好一亩田（从挖土到把土打匀），今天，四十个劳动力作好了八亩田。
我们随办社工作组的老郑、老胡同志，去田间参观。从清水塘畔向着田塍小道走去。在我们面前呈现出一幅紧张劳动和团结的景象：左面、右面，到处一片扮禾的响声激荡着沸腾的田野，远远山坡上，人们的劳动给翠绿色的山坡，织成一片片的黄色“地毯”，“地毯”上正迎风浮动着一簇簇红的、白的、蓝的花朵——这是王家乡的妇女生产小组在收拾荒地。在同一块稻田里，一面是石塘乡农民扮禾，一面是王家乡农民挖土。当我们走近蒋家屋场东北方的一块稻田的时候，一个四十岁上下的农民正挑着一担茶水，向着这里走来。他放下担子，亲热地招呼正在挖土的洞庭围农业社的突击队员们吃茶。突击队员们放下锄头，高兴地把茶桶围起来。我们想，这大概是社里送茶的人来了，和他攀谈以后，才晓得，这个人叫郑希尧，就是借出这块田的主人，他今天到田里挑禾，看到突击队员们住处离这里远，吃茶不便，顺便给他们挑了担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