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的联想 [复制链接]

第12版(副刊)
专栏：多味斋

吃的联想
萧乾
食品在我记忆中能留下痕迹的，往往不是它本身，而是那场合。
小时候对我来说，最解馋莫如大饼卷“盒子菜”（酱肉）。每当妈妈领到工钱，就把我带到一个小饭馆，用她佣工挣来的钱为我叫上一张大饼和一碟盒子菜。当她看着我的小肚皮一凸一凸的时候，就感到万分欣慰。我问她怎么不也叫一份，她说她不饿。我把我的“号筒”（就是我正吃的盒子菜卷饼）硬送到她嘴边时，她也仅仅肯舔上一口。她还说，看到我吃比她自己吃还香呢。
啊，妈妈的爱多么无私啊！
小时候有个南方同学，我们给他起个外号，叫他“豆腐皮儿”，气得他就回敬，叫我们“土豆”或“白菽”。都着眼在各自常吃的东西。其实，北方人对豆腐同样感兴趣。那时走过北新桥，对我最有吸引力的是豆汁儿。一方面，那也最合我的财力。一张小桌，三面是条凳。坐下来，一碗滚烫的豆汁儿就摆在眼前了，连同咸菜也只消几文钱！
教养高的人，最不习惯于在街上边走边吃，可我对露天吃东西（只要不刮风，没有尘埃）很感兴趣。年轻时我穿一件黑色短皮衣，口袋里装满了刚买到的糖炒栗子（还滚烫的），一路上边吃边蹬着车，十分惬意。
十八岁去潮汕，那里每日三餐的序幕，是吃生蚝。后来又去福州教书，那里菜肴的特点是红糟。然而那只是席面的序幕，同时桌面上用方言进行着交谈，也没人理会我下不下箸。
说起来，新闻记者似乎好当，其实，有时也会碰到考验———包括吃的方面。1938年我采访滇缅路时，东缅一位土皇帝（官名土司）请我赴宴。他把珍品全摆在桌上了，可每一盘都赛过北京的臭豆腐！他以为我不大下箸，是客气，所以就拼命给我往碟子里布。
小时候虽然吃过北京的臭豆腐，有过这方面的训练，但是对每碗每碟菜无一不臭，我思想里可缺乏准备！
1936年我赴上海编《大公报·文艺》。巴金、靳以和我几乎每天都泡在大东茶室，有时孟十还或黎烈文也凑到一起。我们叫上一壶龙井，然后就有女服务员推着小车来到桌前，小车上的马拉糕什么的任凭挑选。在饮着龙井，嚼着甜点心之间，我们交换起稿件，并且聊着文艺方面的问题。对我，那既是高级享受，也是无形的教育。在当时文艺界那复杂的局面下我没惹出什么乱子，还多亏巴金这位忠厚兄长的指点。
三十年代在上海，我们大都还是单身汉，住法租界的霞飞路———今淮海西路。早晨去老虎灶灌上一瓶开水（每月一元），中午和晚上的饭大都包给罗宋（白俄）馆子。左不过是一盆西红柿汤，厚厚的一片烤肉，也许还有份甜点心。面包算是充分供应，每顿一元。就是那番“锻炼”，使我后来在英国结结实实地啃了七年面包。当然，一边啃，一边还是在怀念着家里的烧茄子和打卤面。
四十年代我旅英时，曾专程去东伦敦贫民窟访问过一次加里多尼亚市场。那里的贫民食谱还是相应地高出东方一筹。那条街上有好几家都在卖一种把土豆条和鱼炸在一道的食品，叫“Fishandchips”。我买上一点，托在手心里，一路吃着：是刚炸的，还滚烫。味道确实很香。
其实，英国贵族家庭在吃上面并不都讲究。到这样家庭去过周末，有时很愉快，有时由于拘谨而受罪。那时我有位澳大利亚朋友，他的木屋就像跨在泰晤士河上。我每次去，他总请我吃烤肉。是围着一只大铛，自己掌握火候，真过瘾。尤其当时英国食物配给十分紧，每人每月才可吃上几两肉。朋友认识个东伦敦的肉贩子———一个矮小殷勤而善良的都柏林人。他大概不时地卖给他一些。
有时也会碰上十分守法（尤其是英国大世家）的请我去度周末，我往往就得处于半饥饿状态。
三十年代伦敦的中餐馆不少，可几乎全是粤菜。盟军把希特勒从巴黎赶出后，我在那里才吃到我国北方的菜肴。同朋友一走进去，首先给我欢快的是大师傅用铁勺在锅上敲出的清脆响声。还有，伙计们那声：“您吃点儿什么？”我心里想，到了这儿，吃什么都香。
解放初期，当包括我在内的大批友人都成为纯螺丝钉，而巴金每次出国经过北京，或来开会时，他总不忘旧雨，必约我们吃上一顿川菜。他很少邀那些虽熟稔而正在春风得意的人。在胡风等人遇到厄运后，席间大家说话都小心了。然而倘若有人偷偷弄个窃听器，也还能挑出点儿刺儿来。每次除了我和洁若，还必有他留法时结识的大教授陈占元和翻译契诃夫作品的汝龙。
最惊人的，是席终总是由巴金打扫战场，看着他青筋凸起，简直和他写文章一样认真。当时我就把他的强健等同他的饭量，使他能够不知疲倦地一天写上七八千字！所以，尽管他曾为出版事业倾注了那么多心血，花费了那么多时间，他个人的文集竟还多达二三十卷，而我的文集却只编到十卷。
三年困难时期，我正在唐山柏各庄劳动。那里靠海滨，是鱼米之乡。1961年6月回京，饱尝了饥饿的滋味。那年冬月，为了给老岳母祝寿，我们一家人到王府大街大同酒家去吃了一顿。站在寒风中排了三小时的队，才轮到我们进去。一小盘炒面要三元，这一餐花掉了半个月的工资。这还不算，老岳母还冻得感冒发烧，差点得上肺炎！
改革开放以来，餐厅及饭馆纷纷开起来，菜肴五花八门，丰富多彩。想起困难时期，除了伊拉克蜜枣（听说吃了会传上肝炎）以外，什么都凭票供应，真是恍如隔世。另一方面，父母溺爱子女，营养过剩，又出现了“肥胖儿”的问题。
在进餐的方式上，现在我更倾向于西方的办法。咱们是把盘盘碟碟一齐上桌，这样，不管下没下箸，席散之后，剩菜就一股脑儿全倒入垃圾桶或狗食盆里了。西方则由主人掌刀，烤鸡熏鸭横陈在他面前的盘子里。主人切时，望着吃者问数量，绝不硬塞，不浪费，而且十分卫生。
吃饭是件每日必行的大事，为什么没有人出来改革一下呢？这里，涉及经济与卫生两个方面，是值得研究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