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与环境问题的人文思考 [复制链接]

第9版(理论)
专栏：

　　发展与环境问题的人文思考
　　苏育平
　　社会进步的环境代价
　　工业化的发展，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使人类拥有了急剧增长的物质力量。但是，就在人类尽情享受工业文明带来的物质财富、陶醉于历史进步的时候却发现，人类在创造出巨大生产力的同时，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人类开发利用石油、煤、天然气，却难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人类释放了原子能，却因此笼罩在核污染的恐怖之中；人类垦田开荒，伐木毁林，得到的却是风沙、荒漠、洪泛、河枯；科技发展使人类的寿命延长，人口死亡率降低，但人口爆炸的压力却让地球不堪重负。人类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代价的付出。二十世纪虽然是人类物质财富增长最快的时期，但同时也是地球生态遭受最严重破坏的时期。物质财富的增长以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对峙为代价；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以牺牲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利益和发展为代价；物质需要的满足以忽视人的其他需要为代价。
　　我们知道，社会进步受人的利益、需要的驱使和生产实践活动的支配。付出一定的代价，是为了获得一定的利益。人们放弃一部分利益和价值是为了换取另一部分利益和价值，但在获取某种利益时，又不得不同时承受其带来的负面后果。如今，尽管我们不能说自然生态的变化均为人类行为所致，但在全球生态的恶化中，人类行为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是毫无疑问的。
　　社会进步与环境问题的人文背景
　　社会发展的过程，其实是人类对自己的生存方式进行理性选择的过程，在其背后有着深刻的人文背景。一般认为，近代西方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的繁荣，主要源于自由贸易和技术进步。但对其作深层透析就会发现，它的根须深扎于近代西方的人文沃土之中。如果没有文艺复兴对人的本质、尊严、个性、自由的发现与肯定，没有启蒙运动对阉割人性的神性的否定，没有人道、理性、科学的人文精神，人类文明的脚步就无法跨过中世纪人性枯萎的莽原，从而就不会有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正是人的这种自由自尊的主体性与科学理性精神，为早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工业革命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但是，构成现代西方文化主要内容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科学主义和主体主义，在西方宗教文化衰落之后，使人类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个人变成了至高无上的存在，片面强调人对自然的开发和征服，使主体性的张扬演化为人们对自然的疯狂掠夺。
　　倡导可持续发展的人文精神
　　经济发展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现象，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根植于社会关系。人类的生态困境，并不仅仅是在自然面前的困境，究其内在原因，是与建立在过分强调人的主体性和对自然的征服的人文意识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分不开的。
　　八十年代末兴起的新发展观——可持续发展，其实质是人类在一种人文精神指导下，对“发展”的重新规范。这种人文精神就是由片面强调人的主体性和人对自然的征服、掠夺，转变为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追求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是一种人类寻求持续发展和繁荣的人文观，是人类付出无数代价后换来的认识飞跃。
　　首先，造就有高度责任感的发展主体。生态灾害危及全球，化解危机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因此，人类在追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必须树立保护自然、保护生态的高度责任感。特别是发达国家应该是目前环境恶化责任的主要承担者。在二百多年的工业化过程中，发达国家使用了地球上的大量生态资本，排放了大量有害物质，堆积了大量污染物，既积累了巨额物质财富，又造成了严重的全球环境问题。因而发达国家应该承担更大的改变生态危机的责任。
　　其次，倡导为人类持续发展而约束自己的道德精神。人类社会不可能脱离人的利益和价值而发展，但是，维护地球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行正是为了维护人类的根本利益，因而是人类的第一道德原则。关爱环境本身就体现着关爱他人、关爱后代、关爱全人类，具有很强的道德意义。每个人都拥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但同时也有维护和促进他人生存和发展的义务。影响他人和后代的生存与发展是不道德的；过度地消费资源、随意地污染环境，对人类共有的地球生态系统造成危害，是不道德的。为此，发达国家应偿还生态债，优惠转让环保技术，取消贸易壁垒，兑现自己的责任；而发展中国家决不能重走工业化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既要维护自身的发展权，又要承担其应有的环保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