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辩论中对人对事都要具体分析——四川内江县四合乡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试点情况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大辩论中对人对事都要具体分析
——四川内江县四合乡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试点情况
中共四川省内江地委第一书记　张励
四合乡是一个一千三百多户人家的小乡，靠近内江市郊区，主要农产品为甘蔗和粮食，在内江全区来说，属于一类经济区。这个乡在1956年秋全部转入高级社，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98.1％。农业生产连年增产，1956年全乡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平均已达八百四十五斤，甘蔗六千二百多斤。农民实际留粮水平连年上升，1954年每人平均五百七十八斤，1955年六百一十九斤，1956年六百八十二斤。绝大多数农民的生活比较富裕。
由于政治思想工作薄弱，自去秋以来，在干部、社员中的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本位主义思想在滋长。1956年是个大丰收年，全乡粮食平均增产15.44％，但是对国家分配的征购任务仅完成70％，比1955年实际完成的征购任务，还减少了22％。更严重的是党的组织开始腐蚀，一个蔬菜社的分支委和社委领导变质。有五个候补党员要求退党退社。（乡里共有党员八十三人，一个总支、四个分支。）不少干部群众想弃农经商。社干部要求辞职的二十六人，占10.3％。
这个乡试点工作是在地委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从8月初开始到9月中旬基本结束，历时共四十五天。因为当时农村反革命的破坏相当嚣张，干部群众思想混乱，我们先在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中进行了反对麻痹右倾的教育，随即放手发动群众，揭发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开展了说理斗争。
全乡共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一百三十六户，其中，有违法和严重违法破坏活动行为的三十九户，我们采用了群众斗争与法庭审判密切结合的方法，及时地支持了群众的斗争热情，发挥了司法工作的群众路线，防止和避免了简单粗糙的吊、打现象，也克服了司法干部关门办案的思想作风。
鸣放出来的问题要具体分析
在农村中正气上升以后，立即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参加鸣放的面一般达到了总农户的80％左右。放的好的社达到90％以上。
从鸣放的深度看，约有85％以上的人是放透了的。全乡共提出意见五千四百多条，按参加会议人数统计，每人平均提了意见三条多。这些意见，在会议中记录下来，经过整理都贴榜公布了。鸣放中还揭露出十二个小集团。其中：做投机买卖集团二个，闹退社集团五个，贪污盗窃集团二个，赌博集团二个，瞒产集团一个。
放出的意见，主要是集中在粮食、工农关系、合作化、干群关系四个方面。其中又以粮食问题最为突出。对粮食有意见的人，占到会人数90％以上。对工农关系有意见的人占70％—80％。对合作化表示有怀疑、动摇的人占20％—30％。公开提出要退社的八十一户，占总社员户的5.8％（其中富裕户占68％）。
所提意见中，合理与基本合理的占30％。有片面性的占35％。错误的占25％。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意见占10％。
在粮食问题上，他们不谈实际分粮，只谈定量标准，说：粮食四百四十斤不够吃，红薯要打皮、谷子要去壳，那里还有四百四十斤。我们农民肚皮大，一年要吃三个四百四十斤。政府仓库里的粮食堆的满满的，为啥还要向农民要那样多公粮、统购粮。
在工农关系上说，甘蔗每万斤才一百多元，糖，每斤卖六角多，说糖厂剥削他们。工人工资多，生活好，农民收入少，生活低。“工人在天堂，农民在地狱”等。
对合作化的意见，说入社后钱紧、粮紧、活路紧，要求多留自留地，多搞副业，多做生意，多放假休息。有人还说：如果说合作化有优越性，那就是国家好完成征购，下个命令，要多少、拿多少。
放出来的这些意见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从个人主义、本位主义、极端平均主义出发的，有的是受了坏分子的挑动。比如对粮食的意见是最多的。但多数是想多吃些细粮（大米）。因此，对这些言论，必须进行具体分析。我们当时确定了分析这些意见的三条原则是：阶级成分，政治态度，言论性质。其中尤以拥护与反对党的领导，拥护与反对合作化的一贯政治态度为主。根据这样的三条原则排队的结果是这样的。坚决拥护的为第一类，占32％（其中原来的贫雇农占85％）；基本拥护的为第二类，占58.8％（其中原为贫雇农占82.6％，老下中农占8.9％，老上中农占8.2％。）；对合作化抱有很大的怀疑态度，不满或严重地不满意粮食统购统销，进行商业投机活动，组织或带头闹粮闹社为第三类，占9.1％（其中贫农占5.4％，下中农占24.6％，新上中农占38.2％，老上中农占31.8％，个别是原城市贫民）；坚持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与破坏合作化和粮食统购统销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占2.1％（其中贫农占4％，下中农占8％，新上中农占40％，老上中农占48％）。这样问题的性质和政治思想阵营就大体呈现出了一个轮廓来。
在鸣放的过程中，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点。一个是原来为贫雇的农民先放。他们放的快，转变的也快。老上中农放的慢，转的也慢。其次，当鸣放达到高峰的时候，即很自然的引起激烈的分化和激烈的思想斗争，阶级阵容和政治阵容也就逐步摆开。有些原来的贫雇农现在的贫农和下中农，及一部分觉悟比较高的党员、干部，开始后悔自己不该无根据的乱放。有的放了以后几夜睡不着觉。有的对乱说乱放的错误言论表示义愤不平。有的父子之间、夫妇之间展开激烈的思想斗争，形成一种自然的争辩高潮。例如，有这样一个新中农叫杨绍中，解放前无田、无土，父亲给地主帮工累死了，母亲因生活所迫改了嫁，弟弟饿死，他的未婚妻被地主霸占不能结婚。解放后，他分了田、土，原来的未婚妻又与他结了婚，现在过着中农生活。在鸣放中他说四百四十斤粮食不够吃，二百斤黄谷细粮太少了，说现在合作社分的粮食，还没有他过去田边地角上收的多。回家以后，他老婆问他，放了些啥子？他把放的原话讲给老婆听了，他老婆当面责问他：“你过去哪里来的田边地角？从哪一块田边地角上收来过粮食？你真是昧着良心说假话。”说的杨绍中无言可答。这种争辩空气已具有广泛群众性的时候，大辩论的条件就已经成熟了，就及时转入大争。
通过大争大辩搞个水落石出
在转入大辩大争之前，为了组成大辩论中的核心领导，使争论开展的更加有力，全乡召开了四天的骨干分子辩论大会。锻炼培养了骨干分子的战斗力。随即全面展开了大辩论。
在全面进入大辩大争阶段，主要集中争辩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合作化有没有优越性？合作化好，还是单干好？全乡共有单干农民十八户。他们虽然仅占总农户的1.3％，但由于合作化后我们放松了对他们的领导，特别是有一部分老上中农，他们不仅进行投机取巧活动，雇工剥削，拖欠公粮，还在经常利用一部分富裕社员的动摇情绪，宣扬单干的优越性。如说，单干有种植自由、吃粮自由、出工自由、做买卖自由、报产自由、交公粮、售余粮自由等等资本主义思想毒素。
因此，争辩的中心，除了算合作社的增产账和社员入社前后生产收入的对比账以外，还着重算了社与单干农户产量、吃粮的对比账。并对单干户的违法行为，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斗争。算账的结果，1956年全乡几种作物的面积平均产量与十八户单干户的产量对比情况是这样的数字：
黄谷　苞谷　红苕　甘蔗
（稻）　（玉米）　（甘薯）
单干户　　467　　289　　1，516　　4，969
全　乡　　498　　305　　2，912　　6，273
在吃粮方面，单干户一般为四百斤左右，吃粮最多的一户老上中农萧炳权，每人才平均五百零八斤。而合作社去年平均实际分粮水平为六百八十二斤。这样一来，单干户产量高，吃粮多，单干比合作社优越的谜底被揭穿了。很多的社员反映，我们原来认为单干好，是算了半边账。
在辩论中揭发出单干户带有普遍的违法行为。十八户单干农民中，十一户有雇工剥削。他们隐瞒产量，平均占田地面积的4.6％。去年少交公粮五百零二斤，少卖余粮三千一百多斤。并利用我们市场管理不严进行种种投机倒贩活动。这样就把所谓单干自由的丑恶行为完全暴露了。
第二个是粮食问题。四百四十斤的定量标准，合理不合理？觉悟较高的农民，现身说法，全面进行算生产、需要、存粮、缺粮账。算节约用粮与浪费粮食的对比账。展开了激烈的争辩斗争。争辩的结果，普遍承认，四百四十斤粮食如果注意节约，不仅够吃，而且有余。在争辩中，据三百九十五户社员自报统计，余粮户占42.5％，足吃够用户占47％以上，由于吃粮无计划，浪费了粮食，以致缺些粮的占9.8％。例如，有一户老上中农叫范池盛，一直闹缺粮，在鸣放中大喊大叫四百四十斤不够吃。争辩中经他个人自报，在秋收前尚存有老谷子二百零三斤，麦子二百十二斤，葫豆二十多斤，分的豌豆还一颗未动，老苞谷生了虫。
第三个是工农关系问题。当鸣放开始，当地有关企业单位的负责同志都去听取鸣放的意见。在辩论开始，各有关单位对鸣放中提出的合理意见，分别作了解答（如糖厂开工、停工的时间、甘蔗运输、过秤、供销、粮食的验级、营业时间等），对片面性的意见，作了必要的解释。
其次，在争辩中又组织农民参观访问了糖厂、铁路工人的生产、生活情况，并约请工人参加了争辩会。把工人生产与生活方面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例如，在生活方面，一个铁路工人叫蔡长德，全家五口人，去年工资改革前，每月收入为四十元。工资改革后为四十八元，每人每月平均为九元六角。全家每月吃饭开支为三十五元六角，余十二元多点，除房租、水电开支外，还要添补全家衣服。并不比中农生活富裕多少。在吃粮方面，蔡是个重体力劳动，全家平均每月定量供应大米九十八斤，每人平均十九斤多，折谷二十八斤。全年每人平均吃黄谷三百三十斤，尚低于农民留粮四百四十斤的水平。
这样算账争辩的结果，许多农民说：我们原来是不了解工人生活的实际情况，这样“工人在天堂，农民在地狱”的错误言论，也被驳倒了。
在鸣放中暴露出对社会主义有严重抵触不满情绪的占总农户人数的8.21％，其中党员十五人，团员七人，非党干部十二人，一般社员七十二人。从阶层上看，老上中农占31.8％，新上中农占38.2％，下中农占24.6％，贫农占5.4％，经过批判教育之后，检讨承认错误好，表示决心改正的占70.9％，对自己的错误言行有一般认识，并作了检讨的占29.1％。
全部大放大鸣和大争过程中，共揭露出反社会主义分子二十五人，占总农户的1.87％，这二十五人中，从阶层上看，老上中农十二人，占48％，新上中农十人占40％，新下中农二人，占8％，贫农一人，占4％。
从政治历史情况看，伪军官一人，伪乡保长四人，流氓五人，兵痞四人，伪军、警、地主管事各一人，改变成分的地主一人，其余六人都是老上中农。
从问题性质上看，属于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十三人，这类人是煽动和带头闹粮、闹退社，进行商业投机活动，捣乱市场物价，是一心向往资本主义道路的鼓舞者和组织者。属于社会渣滓的坏分子十人，他们是偷窃破坏，豪强霸道，严重违害社会治安和合作社利益，群众也最为痛恨。属于历史上的反动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二人（伪营长、保长各一）。如伪营长余协武，解放后曾因参加一贯道活动被判二年徒刑，刑满释放后混进生产队当记分员，在鸣放中操纵会场，煽动社员退社，造成四队在鸣放中一度混乱。
对以上的反社会主义分子，都分别作了处理。
划清界限提高觉悟全力转入生产
经过这一场大辩论，广大群众进一步划清了敌我界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好人和坏人的界限，克服了党员干部中的右倾麻痹思想，纯洁了基层组织。在争辩中，全乡涌现出来一百九十六个辩论骨干，正气上升，邪气收敛，有力地推动了工作与生产，克服了干部群众中的个人主义、本位主义、极端平均主义，严重打击了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破坏活动。所有农村工作干部也都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在鸣放结束的时候，该乡今年国家分配的征购任务，比去年实际完成数字增加52％，而且仅以十天时间全部完成。
目前全乡已转入生产运动，家家户户都在制订节约用粮计划，制订家庭副业生产计划。鸣放中曾经公开要求退社的十八户社员，全部进行了检讨，表示决心再不退社了。原来要求辞职的二十六个干部和要求退党退社的五个预备党员，也检讨了错误、表示再不动摇了。一贯做银壳子（迷信品）生意的何友盛，自动地把印板交给农业社，表示今后再不做这种不正当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