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工农结合 改造世界观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同工农结合 改造世界观
哈尔滨医科大学克山病研究室主任、副教授 于维汉
背叛剥削阶级 为劳动人民服务
我接触毛主席著作是比较早的。一九四九年元旦，我在前东北军区后勤部卫戍医院工作的时候，医院里一位住院的老干部，送给我一本精装的《毛泽东选集》（原东北书店出版）。她在扉页上写道：“于大夫，这是革命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我很喜欢这本书，因为它装帧很好，当时又很少见，但对扉页上那句话，我却有不同的想法。我觉得，对一个政治工作干部来说，学习毛主席著作可能是需要的，但对一个搞医务工作的人来说，最需要的还是高超的技术。让我们分工吧！你读你的毛主席著作，我学习我的技术。当时我是学不下去的，也没有心思学下去。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二年《实践论》、《矛盾论》先后发表了。读了以后，我觉得这两篇著作的许多论点可以引用来讲解内科诊断学。当时，我就象引用一般科学文献那样，引用《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内容来讲解疾病的诊断（认识）过程和防治。在生活会上，我也一条条，一段段背诵毛主席的原话给别人听。可是，这时候我很少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只是在后来，参加了农村的革命斗争，熟悉了劳动人民，逐步有了自我改造的愿望时，回过头来重温毛主席著作，我才逐渐有了一些真正的感受和体会。
一九五三年冬天，领导上派我到克山等地去防治和研究克山病（克山病是在我国农村发生的一种原因未明的心肌病）。当我第一次来到病区时，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农村这样贫困、落后和多病；也不能理解，为什么广大农民那样仇恨旧社会、日本帝国主义和地主阶级。后来，在农村参加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过程中，在抢救克山病患者的过程中，一次又一次地接受了贫下中农现身说法的阶级教育，才使我逐渐地了解了农村的过去，了解了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
一九五四年腊月的一个风雪深夜，我第一次抢救德都县三区富民村一个克山病患者董凤兰。病人家属一看见我们就说：“毛主席派来了医生，病人这回可有救了。”邻居们说：“董凤兰要是死了，这一家就得挑灶啦！”我意识到，这是受克山病威胁的病区广大劳动人民的一致呼声，感到我们责任的重大。在抢救董凤兰过程中，我问她的丈夫赵恩民：“为什么不早一点找我们来治病？”他说：“在旧社会穷怕了。解放后生活刚刚好起来，有一点小病哪肯请医生啊！”当我们要给董凤兰打针时，她拒绝说：“我的病治不好，别打针了。省得给孩子拉一身饥荒。”我们向她解释说：“我们国家规定治疗急型克山病，是免费的。”她说：“你们糊弄我，哪有治病不要钱的！”这时我才知道，在旧社会劳动人民和医药是多么无缘！经过七十二小时的抢救，我们终于把病人抢救过来了。这时，赵恩民以喜悦而又沉痛的心情对我们说：“一九三八年那年，光龙镇街里在一个冬天，就因克山病死了四百多人。那时候，穷人买不起棺材就用箱子装，村头放的箱子白花花一片，可惨啦！有的家，人死绝了；有的村，人死光了。老财和日本人不得病，人家哪管咱们死活。穷人生病时没人理，可人死了人家就来挖心拿去研究。解放后，根本不同了。党派来厅长、教授给我们免费治病，在旧社会就连作梦都不敢想啊！”贫下中农在旧社会的家史，就是一部被剥削、被压迫的血泪史。他们一谈到旧社会就是无限的仇恨，一讲到新社会就感到由衷的热爱。贫下中农的忆苦思甜，深切地教育了我。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中国历代的农民，就在这种封建的经济剥削和封建的政治压迫之下，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在农村的生活实践使我认识到：不了解剥削和压迫，就不能了解贫农、下中农，也就不能了解中国革命。
当我对农民熟悉了一些之后，我开始知道过去对旧社会、对剥削阶级所以仇恨不起来，就是因为我还没有背叛它的缘故。我开始对自己的剥削阶级家庭和自己的思想意识进行了初步的批判。在旧社会，尽管劳动人民生活在灾难深重之中，我还不是凭着家里剥削来的农民血汗去清闲地做“学问”、求知识的吗？要不是凭着剥削来的钱，在那个社会，我怎么可能一直念到大学！我原来以感激的心情从日本帝国主义那里学技术，解放后又以恩赐的心情去给劳动人民治病，这是从根本上颠倒了我和劳动人民的关系。过去，我一直认为我家是“忠厚”的，可是听了许多农民对旧社会的血泪控诉，使我认识到，我家原来是利用小恩小惠这个非常隐蔽的剥削手法，使长工既受剥削，又要“感恩”东家。到了这时，我再学习毛主席在《实践论》一文中所说的：“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就觉得理解得比较深刻了。我开始下决心背叛本来的阶级，把立足点转移到劳动人民方面来，为劳动人民服务。
克服名利思想 坚持同农民结合
当我下决心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时候，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却在影响我和农民进一步结合。一九五三年第一次下乡，我一方面感到这是党组织对我的信任和重用；另一方面也有自己的“小算盘”，想趁此机会搜集一些资料，看一看克山病这个“冷门”值不值得干下去。四个月的乡下生活，使我觉得搞克山病“油水”不大，要付出的代价将会超过能得到的东西。所以，当一九五四年冬，党组织再让我下乡时，就犹豫了。我担心一陷进这个“无底洞”，再也拔不出脚来。一年两年地搞下去，岂不“浪费”了自己的青春，影响了自己的“提高”吗？领导同志对我讲：“一切工作要从群众需要出发，克山病在严重地威胁着广大劳动人民的生命和健康，影响着农业的劳动力，应该下功夫去解决它，而它也是我们国家的一项重要研究题目。”我觉得可能是这样。但是，当我想到要到工作条件差，生活苦的农村去，我能受得了吗？要在病区长期搞下去谁能保证不得克山病呢？在农村又没有可供参考的文献，能搞出名堂来吗？想到这些，我又动摇了。因此，我向领导说：“克山病的现场工作可以告一段落，今后应该多搞一些克山病的资料研究工作或者实验室的研究工作了。”其实这是自欺欺人。克山病的现场工作刚刚开始，在图书馆里上哪里查文献？在实验室里又根据什么开展研究工作呢？我所以提出这个主张，是因为我知道，只要留在学校，搞不搞克山病就由我了。经过领导上的再三说服，这一年冬天我还是下去了。临下去的时候，省的领导同志向我说明：党下决心要消灭克山病，大家都应该学习白求恩那种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当时我想，象白求恩那样的人究竟有多少？然而，下去以后，劳动人民中许许多多感人的事实，却教育了我，打破了我的陈腐观念。
一九五四年的冬天，德都县四区一家姓池的父子俩同时得了急型克山病，病情很重，病人家里没有人，全由左右邻居照看。我担心父子俩任何一个死亡，都会影响另一个。正在焦急的时候，一位姓张的邻居，主动提出：“把孩子背走！”我吃惊地说：“他会死掉的！”他说：“这没关系，谁家还没有个红白喜事，救人要紧！”把孩子背走后，邻居们主动分为两伙，一伙照顾父亲，一伙照顾儿子。他们对病人照顾得那样热情，很难看出不是在护理自己的亲人。父子俩到底没有被抢救过来，邻居们就象自己家里发生了不幸那样悲痛地埋葬了他们。劳动人民这种一家有事众人相助的无私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
也是在这前后，我们去抢救一位名叫张金的贫农社员的妻子。当我们赶到时，病人已死去一小时了，我们都陷入悲痛中。张金却忍痛对我们说：“你们来，我就感激了！大夫，把尸体拿去解剖吧！早些把克山病研究清楚，免得大伙遭殃！”
农民的这些不平常行动教育了我。我问自己：“你能做到吗？”我肯定地回答：“有困难。既做不到池家邻居那样无私的帮助别人；也做不到张金那样，为了大家把自己的亲人主动送去解剖。”这时，我才感到自己存在着严重的自私自利思想。我暗暗地对自己的种种错误思想进行了批判，并决心在防治克山病工作中献出自己的力量。
在农村从事克山病防治工作的问题总算初步得到解决，可是，随着工作的进展，科学研究资料积累的越来越多，参加协作的方面也越来越广，这就出现了谁都想多占点资料的问题。我开始担心资料被别人占去，担心将来研究有了成果是属于谁的。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当别人向我打听工作进展情况时，我的回答往往是“进展不大，无可奉告”。这样不仅使许多资料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把协作关系也搞紧张了。党发现了这些问题，及时教育我正确对待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在领导的教育启发下，我联想起在旧社会搞科学研究的情景。那时，别说象我这样普通的临床医生，就是那些大名鼎鼎的学者，搞科学研究都苦于没有经费来源。好容易搞出点成果，发表论文时还得在收尾处郑重声明说：“本研究是承某某财团慷慨支援而完成，特此致谢！”实际上他们得到的“支援”究竟有多少，真是天晓得。今天，党和人民为我们创造了这么好的条件，不但给指出研究的方向，而且拿出了巨额经费，配备了各种仪器，真可以说是要什么给什么；农民又那样热情地协助我们搞科学研究工作，我怎么可以把科学研究资料和研究成果都写在自己账上呢！党要求我们在克山病研究上出成果，出人材，而我却把科学研究作为个人沽名钓誉的手段。想到这，我痛心地感到辜负了党和人民的期望。认识提高以后，协助别人就更主动了。为了满足别人研究病因的需要，我可以愉快地把对我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血液标本，尽快地送到对方手里。我只希望迅速出成果，早日消灭克山病。这样一来，心情愉快了，同志间的关系也密切了，工作起来更有劲了。每逢春节，领导同志总是动员我回家看看，可是我知道，这时正是克山病发病最多的时候，应该坚守岗位。一九五六年春节的前几天，家里打来电报说母亲因为心肌梗塞入院了。作为医生，我知道老年人的心肌梗塞意味着什么，可是我想母亲既然住院了，有人照看，决定不回去。就这样，我从事克山病研究工作的十二年中，有十一个新年、春节是在全国各地病区农村与克山病作搏斗中度过的。
根本的问题在于思想感情的转变
在长期和农民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中，使我的思想感情开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党的耐心教育等待和农民的帮助下，长期地同农民一起生活，一起劳动，一起向克山病作斗争，我总算“一关一关”地“熬”过来了。
我初到乡下，第一个印象就是农村落后，老乡“太脏”了，简直找不到一块干净的地方放行李。心想，虱子爬到自己身上可怎么办？不要说吃粗粮不习惯，就连农民的碗筷都觉得不干净，不愿使用。和农民连话也谈不到一块，他们讲的，我不愿听；我讲的，他们听不懂。因此，我常借口晚上开会，宁肯多走一、二十里路回区住在冰冷的办公室里，也不愿睡在农民的热炕头上。在装束上，我穿的是皮夹克，盖的是长毛绒毯子和雪白的丝棉被，出去背着双筒猎枪。老乡一看就知道我是一个“特殊人物”。
起初，我对劳动的看法，也是极端错误的。我想，凭我这个技术，到农村为农民防病治病，就等于参加劳动了，而且是“最高级”的劳动。为了洗件衬衣，我可以烧它半锅开水，而自己却既不去挑水又不去打柴。有时也到地里走走，锄两下地，但却无心在这方面耽搁更多的时间。我觉得下乡把时间花在农业劳动上是最不值得的。
在同农民经常接触和共同生活、共同劳动中，渐渐地动摇和批判了我的清高自大、轻视劳动的恶习。随着我思想感情的变化，逐渐和农民有共同语言了，对农村生活也习惯了。慢慢地，农民能吃的，我也能吃了；农民能铺、能盖的，我也爱用，也能和农民的孩子挤在一个炕上睡觉了。我把和农民在一起积肥、挑水、打柴看作是一种愉快的事情。在和农民一起劳动中，学习了许多东西，丰富了我们在农村防病的知识。每当春旱、秋涝或早霜时，我都非常着急，怕影响收成。当我们参加秋收之后，看到生产队大车一辆辆送公粮时，就觉得好象是我自己在向国家交公粮那样的高兴。同农民聊天时，再也没有说不到一块的感觉了。我的兴趣和爱好也变了，我不但可以和农民在一起扭秧歌，还可以在欢迎晚会上唱支民间小调。这时，农民再不把我当作“特殊人物”来看待了。
农村生活的实践，使我同农民建立了同命运、共呼吸的深厚感情。贫农高振东的儿子小牛子得了克山病，经抢救一个月无效而死。我情不自禁地和高家夫妇一起流下了眼泪，高家的不幸，就是我的不幸。我痛心自己在这个病的面前这样无能为力。紧跟着高振东由于精神刺激发生了癔病，我又流着泪，紧握着他的手抢救他。贫农王善珍，患了急型重症克山病，经三十六小时的紧张抢救转危为安。当我摸到她的脉搏整齐而有力地跳动时，我感到好象自己的心在跳动一样，激动得热泪盈眶。这些与死亡搏斗的场面，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更加坚定和增强了我消灭克山病的决心和信心。
今年元宵节的晚上，德都县兴隆公社兴隆一队孕妇李淑珍患了急型重症克山病。经过二十四小时的抢救，病情刚稳定，我给她接尿时发现尿里有血，知道她要分娩了。这时我慌了，我们都不会接生，同时根据过去的经验，急型克山病在分娩过程中危险性很大。当时一位大夫问我：“于老师，抢救大人还是抢救孩子？”我故作镇静地讲：“大人要抢救，孩子也不放弃！”实际上我心里很没底。我们把附近会接生的人请来帮忙。经过大家的努力，李淑珍这个只有一个女孩的四十五岁妇女，现在又生了一个男孩，大家都非常高兴。北方农村下半夜是很冷的，我看母亲被子很单薄，想把自己的皮大衣脱下给她盖上，可是一看到处都是血，稍微犹豫了一下，紧接着就把大衣给她盖上了。这时我觉得暖和的不是李淑珍，而是我自己；抢救过来的不只是李淑珍母子俩，还有我那几乎失掉了的对急型重症抢救的信心。
通过十几年来同农民相结合的过程，我从思想感情上热爱农民，农民和我也就更加亲密了。老一点的农民常管我叫老兄弟，年纪小的叫我大叔，干部干脆叫我老于，不少农民亲切地称我为“农民的教授”、“我们的教授”。
好不容易啊！“我们”，这是多么亲切的称呼。这是在党的教育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经过多少年的磨练和痛苦的反复的改造之后，才取得的啊！我总算“挤”进农民队伍里来了。我把它看作是人民对我最大的信任，并以此作为进一步改造自己、做好工作、克服困难的动力。我深深地感到：一个人的幸福莫过于得到群众的信任。
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我觉得毛主席在这里不仅向我们提出了改造世界观的任务，而且指出了改造世界观的根本途径。这些年来的实践使我深深认识到，象我这样一个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受过系统的资产阶级教育的知识分子，只有彻底背叛剥削阶级，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坚持同工农群众相结合，才能学好毛主席著作；也只有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才能更好地理解劳动人民，才能够进行世界观的根本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