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反革命修正主义《宣言》——揭批“四人帮”炮制《前进农场宣言》的阴谋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一份反革命修正主义《宣言》
——揭批“四人帮”炮制《前进农场宣言》的阴谋
上海市农场管理局批判组
一九七四年十月间，“四人帮”指使他们在上海的余党，突然抛出一份所谓《前进农场宣言》，煞有介事地提出一个问题：“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的农场，到底有没有优越性？”而且宣称：“这是一个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在国营农场这个问题上到底灵不灵的重大原则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
《宣言》一出笼，上海的报刊全文登载，电台急忙广播，甚至被编入《中学生课外阅读文选》，摘译到外文杂志上。紧锣密鼓，来势汹汹。这是为什么？果真当时出现了否认国营农场优越性的严重情况，需要崇明岛上的前进农场发表《宣言》，以正视听吗？
事情并非如此，真相现已查明。一九七四年八、九月间，前进农场职工为了迎接四届人大的召开，树雄心，立壮志，制定出《一九七五——一九八○年前进农场发展规划》（草案）。“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闻讯，立即派“罗思鼎”大头目出马，以“关心农场定规划”为名，把《规划》抓去“帮助修改”，扬言“要搞出一点名堂来”。果然不久，《规划》就被炮制成面目全非的《宣言》，搞出了一个原文本来没有、职工闻所未闻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灵不灵”的名堂。那个“罗思鼎”大头目唯恐名堂不响，公开吹风说：“《宣言》是有来头的，有好多话不是我们能说的，如马克思主义灵不灵的问题，是体现了张春桥思想的。”一语道破了“四人帮”炮制《宣言》的用意：盗人之名，假人之口，放修正主义之毒，行篡党夺权阴谋之实。
再看背景，就更明白底细了。早在一九七○年全国计划会议上，与会代表讨论了国营农场的工资问题。多年来，我国国营农场就有工资制和工分制等分配形式，这是根据各地的不同条件，实事求是地采取的措施。当时，敬爱的周总理曾经提出国营农场要进行工分制试点。“四人帮”马上借题发挥，对周总理进行了恶毒的诬蔑。张春桥几次三番攻击说：“农场种田为革命嘛，不记工分也可以”，“为什么要退回到工分制？难道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反而不如集体所有制？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不灵了？！”
时隔数年之后，“四人帮”又端出这个“灵不灵”的名堂，为的是什么？时间很说明问题。原来，炮制《宣言》的时候，正是四届人大即将召开的前夕，正是“四人帮”密谋“组阁”、派王洪文到长沙向毛主席诬告周总理的时候。他们趁此抛出《宣言》，大造反革命舆论，妄想来个内外夹攻，打倒周总理，实现他们抢班夺权的大阴谋。
但是，一切搞修正主义的人，总是鬼鬼祟祟的。“四人帮”虽然在《宣言》中大嚷“不可以不辩论清楚”，却不敢把工分制问题公之于众，而是编造出这样一段黑话：“一小撮阶级敌人，总是散布‘国营不如集体，集体不如单干’的谬论，妄图否定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优越性，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阴谋走资本主义道路。”本是林彪一伙的“四人帮”，竟然搬出林彪这句“国营不如集体”的黑话来倒打一耙，含沙射影攻击周总理，真是无耻和阴险到了极点。
难道有的国营农场实行工分制，就否定了全民所有制的“优越性”，就是马克思主义“不灵了”吗？这是“四人帮”制造的一条荒谬逻辑。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看，“斯大林说，生产关系的基础就是所有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23页），所有制决定着分配，而不是分配决定所有制。一个企业的全民所有制性质，决定于企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归国家所有和由国家统一调拨，并不取决于职工劳动报酬的具体分配形式是工资制还是工分制。从实际情况来看也是如此。目前，我国的国营农场中，多数实行工资制，少数实行工分制，二者都体现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只是分配形式不同，并不涉及企业所有制性质。同样，许多手工业合作社企业和一些人民公社社队企业，虽然实行了工资制，也没有改变它们的集体所有制的性质。“四人帮”借此大作文章，是毫无理论根据和实际根据的胡言乱语，完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蓄意篡改。
“四人帮”在《宣言》中抛出林彪这句“国营不如集体”的黑话，更有罪恶的阴谋。这就是反对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大寨红旗，反对毛主席发出的“农业学大寨”的号召。
请看，洋洋万字的《宣言》，不但只字不提毛主席“农业学大寨”号召的伟大意义，只字不提周总理亲自总结的大寨的基本经验，还把《规划》中原有的学大寨的多条内容砍掉。“四人帮”端出林彪的黑话，为的是制造另外一条反动逻辑：大寨是集体所有制，国营农场是全民所有制，谁要是主张国营农场学大寨，谁就是否定全民所有制的“优越性”。这是公开否定大寨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典型、是我国农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榜样，疯狂地把攻击矛头对着毛主席，对着号召“农场不但要学大寨，而且要学大庆”的周总理。
“四人帮”的所作所为可以为证。马天水狂叫：“我是看不起大寨的”。王洪文窜到农场煽动说：“我们不相信全民所有制比不上集体所有制”，“应该超过它，大大超过它”。张春桥更是狂妄地鼓吹：上海的国营农场要“闯路子”，“做样子”，“给全国提出一个希望”，明目张胆地要另树一帜，对抗大寨红旗。他们不准上海郊区和上海的国营农场贯彻落实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精神，下了四条“禁令”：一不准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二不准提“普及大寨县，县委是关键”，三不准整党整风，四不准派工作队，妄想一手扼杀上海市农场和郊区农村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四人帮”炮制的这份《宣言》，暴露了他们一贯反对大寨和学大寨运动的反动立场和观点，暴露了他们是一帮疯狂反对毛主席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革命。
那么，用《宣言》中的话来说，“怎样才算办好国营农场？”“使国营农场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宣言》蛊惑人心地写道，要“把农场办成既是一个国营经济单位，更是一个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大学校”。这是“四人帮”承袭林彪的老谱，打着《五·七指示》的幌子，贩卖他们那套割裂政治与经济统一关系，煽动搞乱国民经济，趁机篡党夺权的修正主义私货。
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明确地提出：“农民以农为主”，也要兼学别样。国营农场的职工无疑也要这样做，要把农场建设成为以农为主、全面发展、多作贡献的社会主义企业，也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努力学习和锻炼，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宣言》歪曲《五·七指示》的精神，把搞生产和培养人的任务割裂开和对立起来，片面突出所谓“培养人”的重要性，别有用心地鼓吹国营农场的主要任务不是多出产品、多作贡献，而是“培养人”，只要“输送人材”就可以了。实际上，这是在散布祸国殃民的谬论：“颗粒无收也不要紧”，什么产量，什么积累，什么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统统可以抛在一边。试想，按照“四人帮”的荒谬逻辑办农场，能办好农场，能发挥全民所有制的优越性吗？！能在低产亏损、生产混乱、“宁长社会主义的草”的农场里培养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吗？！“四人帮”在这里无非是想搅乱农场职工，特别是青年职工的思想，煽起一股搞乱国营农场，以便他们乱中夺权的妖风。
正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上海国营农场的建设事业受到了严重影响，形成了产量低、成本高、浪费大、亏损多的局面。可是，“四人帮”还胡说什么：“亏几个钱算什么！”“不要把亏损当成包袱”，“国营农场不怕亏损，这正是全民所有制的优越性”。“四人帮”就是这样荒唐地把“亏损”和“优越性”等同起来，可见他们要发挥的并非《宣言》中所称的全民所有制的“优越性”，而是要加剧他们搞乱国营农场、搞乱国民经济的“破坏性”；他们大喊大叫“灵不灵”的问题，要的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梦寐以求他们那条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极右路线显灵。这完全是痴心妄想！
事实证明，“四人帮”强加于前进农场的这份《宣言》，是一份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宣言》，是他们篡党夺权的又一罪证。如今“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连同他们的这个罪证，都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已成为革命人民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把国营农场搞上去的难得的反面教员和反面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