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要专谁的政？——批判“用专政的办法办农业”的反革命谬论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他们要专谁的政？
——批判“用专政的办法办农业”的反革命谬论
一九七五年夏天，当“四人帮”接过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庄严的题目，大做特做敌视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文章的时候，他们在甘肃省的代理人，公然提出了一个吓人的口号：“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办农业”。无论从理论上的荒谬性，政治上的反动性，实践中的危害性来看，这个口号都典型地体现了“四人帮”的那条极右路线。现在，“四人帮”及其在甘肃的代理人连同他们那套“专政的办法”都彻底垮台了，甘肃省的广大干部、群众，按照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斗部署，在甘肃省委的领导下，正抓住这份反面教材，进行深入的揭批、清算，这不仅对于在甘肃农业战线拨乱反正，很有必要，而且对于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彻底批臭“四人帮”的“全面专政论”，肃清其在全国农村的流毒和影响，同样有很重要的意义。
颠倒黑白的估计
怎样看待我国走集体化道路二十多年的农民，怎样看待我们党多年战斗在农村第一线的干部，这是一个涉及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问题。“四人帮”在甘肃省的代理人胡说什么发展农业的阻力来自三个方面：“一是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二是小生产、小农经济思想和旧的习惯势力的阻挠和反抗；三是党内右倾保守思想的干扰和抵制。”而排除这些阻力的办法，“唯一的一条，就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不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去办农业，农业就办不好，上不去。”这样，他们就把“小生产者”、“小农经济思想”、“旧的习惯势力”和“右倾保守思想”，当作阶级敌人一样，一古脑儿列入了专政范围之内。他们的一个同伙说得更明白：现在的专政对象，包括
“没有改造好的小生产者”。
这个颠倒敌我、混淆黑白的估计的根据是什么呢？就是“四人帮”的“全面专政论”。“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声称“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办农业”这一荒谬的口号，就是“学习”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的“论全面专政”的“心得”。
早在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即将兴起的时候，毛主席就明确地指出：我们必须相信：（一）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二）党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这两点是事物的本质和主流。正是毛主席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武装了广大干部的思想，鼓舞了我国几亿农民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
但在“四人帮”及其在各地的死党、余党、代理人的眼里，不仅合作化以前的个体农民是顽固的小生产者，而且已集体化二十多年，经历了多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反而成了“阻挠和反抗”办社会主义农业的“阻力”。国民党特务张春桥说：“农民思想赶不上形势”；“四人帮”在辽宁那个死党说：农民满脑子是“个体经济”，对农民不能施“仁政”；“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说：对待“小生产者”，“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专政”。他们把社会主义革命的动力当作了革命的对象，敌视列宁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原则的工农联盟，这就从根本上篡改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他们以“极左”的词句，重弹托洛茨基的老调，为他们对广大农民和干部实行法西斯专政制造“理论”。
赤裸裸的法西斯专政
甘肃省各地揭发出的大量事实证明：在“四人帮”及其在甘肃的代理人大肆鼓吹的“全面专政论”和“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办农业”的口号下，有些地方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不少基层干部，因为抵制他们的错误作法，被诬为“小生产和资本主义势力在党内的代理人”和“正在走的走资派”，遭到了残酷的迫害。
通渭县是“四人帮”在甘肃省代理人直接抓的点。他在这里到处揪“民主派”、“走资派”、“保守派”、“投降派”，声言要把那些所谓“一拳能把墙土打个窝窝，一脚能把铡刀踢个豁豁”的坏人提拔当干部；并在许多地方推行“四人帮”大搞“第二武装”的所谓“新鲜经验”，组织民兵小分队，随意打人、抓人、关人、整社员群众。
宕（dàng荡）昌县车拉公社扎玉河大队自一九七五年八月起，成立了以所谓“造反派”为骨干的“民兵小分队”，宣布“小分队有权执行一切任务”。几个月内，被揪斗的干部社员就达十六人。有的社员被多次捆绑吊打，整得死去活来。他们还把“小分队”的打手、骨干，突击入党提干，篡夺了党支部的领导权。一九七五、一九七六两年，原大队、生产队五十九名干部，被撤换了三十八人。就这样，把一个原来每年给国家贡献几万斤粮食、油料的大队，搞得粮、油大减产，一九七六年吃回销粮三万七千斤。象这样被他们搞垮的社队并不是个别的。
在“用专政的办法办农业”的流毒所到之处，影响所及的地方，党的优良作风受到严重破坏，命令主义成风，瞎指挥盛行，违法乱纪的事屡见不鲜。人民公社社员当家作主的权利被剥夺了，不要说政治民主、财务民主，就连生产民主也遭到严重的破坏。要说推广高粱，连出苗的玉米也得拔掉，要说果树上山，平川上正在结果的梨、柿、核桃也得统统砍掉。播种麦子一个县要同时开耧，限期播完，并派工作组“坐阵督战”。结果，由于片面强调并强迫早播，有些地方麦苗冬前拔节，造成死苗减产。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光辉著作中指出：“我们历来就主张，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毛主席的话说得多么明确！而“四人帮”在甘肃省的代理人倒行逆施，胡说什么“专政不仅是对敌对阶级，而且也包括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党在农村进行的一切工作，对于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只能采取民主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群众路线的方法。“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教育的办法决不是什么专政的办法。他们口口声声不离无产阶级专政，但他们的所作所为，恰好是赤裸裸的资产阶级专政、法西斯专政。
“颗粒无收也不要紧”的“农业生产”
“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推行“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办农业”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打着“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批判资本主义”的旗号，极力破坏党在农村的现行经济政策，对农民实行剥夺。
早在一九六八年和一九六九年，林彪、陈伯达一伙，就在农村扇起了一股所谓“割私有制尾巴”的邪风。甘肃农村一些地方曾深受其害。林彪反党集团被粉碎后，各地正在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四人帮”就掀起了一股所谓“反复旧”、“反回潮”的妖风。他们在甘肃的代理人紧紧跟上，污蔑落实党的政策是“复辟资本主义”。他们鼓吹搞农田基本建设“不要怕共产风”，“不要怕倾家荡产”，“不要怕蛮干”，大搞形式主义。
如果说最初几年他们破坏党的政策还带有几分“蛮干”的性质，那么，到一九七五年，张春桥、姚文元的反党文章出笼以后，他们破坏党的政策就带上了“理论”的色彩，他们向党的政策发起的进攻就更加全面、更加猖狂了。从此，一切破坏党的现行政策的行径，都在“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办农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旗帜下，明火执仗地干了起来。
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就全国多数地区来说，和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还是基本适应的。就是到条件成熟进行过渡的时候，也只能是生产队“共”大队和公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这些毛主席明确指示过的问题，却被“四人帮”及其代理人搅乱了。泾川县城关公社在一九七五、一九七六两年中，仅发展公社企事业就占用生产队土地七百二十九亩，其中多数未办审批手续，还得由生产队担负征购任务。无偿调用生产队的劳动力、砖瓦、木料等，折价五万九千多元。这个公社的吴家水泉大队第三生产队在这两年中被公社、大队无偿调用的物资、钱款，占农业总支出的百分之十五，无偿调用的工日占全队劳动工日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二；而两年来用于这些劳动工日的粮食补助和上级人员无偿补贴粮，就相当于他们一九七六年一年向国家交售粮食的百分之六十一。结果使这个队成了吃粮靠国家，花钱靠救济的穷队，全队百分之八十九的户变成了超支欠款户。
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们多次论述过的。而“四人帮”及其控制的舆论工具却胡说什么实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就是“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就会发生“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他们打击农村广大干部坚持政策的原则性，打击广大社员社会主义劳动的积极性。在“四人帮”流毒所及的地方，生产队的合理规章制度取消了，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评工记分名存实亡了，劳动失去了衡量的尺度，“出工划杠杠，做活是样样”；“干的八分，站的八分，看的也是八分”。他们那套办法推广到哪里，哪里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受到严重的挫伤。他们以“左”的面貌出现，达到极右的目的——疯狂破坏社会主义农业。许多老贫农伤心又气忿地说，什么“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这样下去，搞得社员的心都“乏”了！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作？他们究竟要干什么？
国民党特务张春桥说：“要抓阶级斗争，颗粒无收也不要紧”。
他们宣扬的这套假马克思主义，就是要人们相信，社会主义大厦可以建筑在缩减个人的需要，甚至荒谬到“颗粒粮食不收”的基础上。如果他们这一套不顾人民死活的“专政”办法真的普遍实行起来，那就只有一个结果：无产阶级专政瓦解，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垮台，资本主义复辟，劳动人民只有喝西北风。
英明领袖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与人民为敌的，必定被人民打倒。”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了，“四人帮”及其代理人炮制和推行的敌视人民、残害人民的“全面专政论”、“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办农业”等等，也一齐破了产。但是彻底扫除这些垃圾及其流毒和影响，还是一场艰巨的斗争，仍然需要时间，需要下功夫。现在，我们看到，甘肃省和全国广大农村，一个揭批“四人帮”同农业学大寨相结合的伟大运动，正在蓬勃发展，随着“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的清除，随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进一步贯彻落实，我国社会主义农业一定能够高速度发展，长期受“四人帮”严重破坏的甘肃，也一定能够急起直追，迎头赶上全国的大好形势。
新华社记者　杨克现　林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