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领域不能容忍官僚主义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编者按：本报9月17日发表了傅佑、马秀清两同志的来信，提出开展关于“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的讨论的建议以来，收到了许多文艺工作者和读者的来信、来稿。9月23日，我们邀请首都文艺界的部分同志，就此问题进行座谈。许多来信、来稿和参加座谈会同志的发言都提出，要通过改善领导来加强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关键性的一个问题，就是坚决克服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横加干涉作风和解决文艺的领导体制问题。我们认为，这是很重要的。
要真正做到把文艺事业搞活，要求我们解放思想，敢于在符合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前提下，大胆探索，大胆改革，在实践中认真总结经验，不断前进。凡是我们该办的事情，就应该积极去办，不要因循保守；要敢于负责，不要推来推去，更不要等待。现在大家的工作都很多，如果不管什么事都要等“救世主”出来才能办成，而自己不敢有所创新，不敢有所建树，我们的事业怎么能前进？四化怎么能顺利实现？文艺怎么能发展繁荣起来呢？
今天本报发表的是首都文艺界部分同志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今后将继续发表读者的来信、来稿。
文艺领域不能容忍官僚主义
八一电影制片厂编剧　黄宗江
《人民日报》开展“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的讨论，我认为很好，许多同志也都觉得这个题目出得好，把这个讨论深入下去，对我们的文艺事业是有好处的。今天参加座谈会的，好几位是带“长”字号的。“长”者，“官”也。在“官”字上做文章，岂不有些触犯？本来，这个“官”字在社会主义社会根本是不应该存在的，尤其是所谓“文艺官员”，好象在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挺少有，怎么在我们这儿添了这么一项“专业”呢？列宁说：“无可争论，文学事业最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又说：“在这个领域中是最不能来一套公式主义的。”我想加上一个意思：在这个领域是不能容忍官僚主义的。大概也会象列宁所说的那样是无可争论的。
批官僚主义，不是容易的事情。1957年，好多人就是因为批官僚主义出了“问题”。现在有的人一听批官僚主义就跳，为什么要以“官僚”自居呢？现在我们要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就得克服官僚主义，克服官气。官僚主义是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社会主义怎能容忍这个东西？一定要把官僚主义打掉，不做官，要做公仆，做朋友嘛！
周恩来同志同文艺工作者的关系是极其动人的。有一次，我偶然在长安戏院看江苏京剧团沈小梅的戏，那天只上了一成座。我偶一回头，看见周总理就坐在我后边那个座上。在当时那么个小戏园子，沈小梅那时还是个没多大名气的外地来的京剧演员，周总理却那么重视，跑来和群众一起看戏。我一直想写篇文章记下这件事，拟题作《十里长街忆长安》……
怎么领导文艺？我赞成“无为而治”。这是陈毅同志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当然，因为它是比喻，总也有不够确切的地方。它的意思，是说不要管得太多。无为而治，不是不要领导。无为是为了有为，是为了治。所谓有为，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要发扬民主，要坚持“双百”方针。放则兴，收则衰。要一直放到共产主义。说民主只是手段，这话甚至有点可怕，好象通过手段达到目的后，就无须再讲民主了。我同意，民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共产主义时代，也可以说是真正彻底坚持“双百”方针的时代。
“文艺官员”既为“官”，就还要讲些为“官”之道，修身养性，还是要多读书，多看报，多看戏，否则很可怕。你既然当了文艺领导，就得多看书刊，有些戏，你还是非看不可。你来不及看，咬咬牙也得看。好多书刊，好多戏，人家文艺工作者是看的，青年是看的，你当领导的不看，就麻烦，就无法领导，至少你不知道行情嘛！读书，还要废偏食，你老读《资治通鉴》，也要坏事。
我同意陈老总引用过的因果关系四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一切事情都有个因果报应，不过这不是佛家所说的那种报应。我们所说的因果报应，不一定是报应在一个人身上。你扶植或否定了那个戏，总会有后果的。对文艺上的一些问题，不要大惊小怪，不要卡得那么死。如爱情问题，过去日本也禁得挺厉害。1936年，日本官方发公告，禁止电影上有接吻镜头，现在日本的电影发展到差不多无片不吻，甚至无片不脱。这种物极必反，也是我们熟悉的所谓“惩罚”吧。总之，在这些问题上，不要过分紧张。越封建越遮掩就越乱。所谓不合国情云云，要作具体分析，我国古典名著《西厢记》、《牡丹亭》有些词都是文雅的语言，要是翻译成大白话，是相当露骨的。封建道学先生的东西，现在在某些领导人头脑里有点变本加厉。
9月17日《人民日报》上的这篇来信很好，很中肯。我同意这文章说的形势大好。十年浩劫，总提“形势大好”；现在一听到这四个字，就有点不知如何是好。目前的形势确实是大好，但也要清醒地看到，也还有不好的事物，最突出的就是官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