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从大量增加基建投资中找出路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不能从大量增加基建投资中找出路
王忍之　桂世镛
减少基本建设投资，对于实现1981年财政收支基本平衡、稳定经济，是很重要的一着。如不果断地采取国民经济的调整方针，下决心压缩基建投资，在必须退的方面坚决退够，就不会有今天这样好的形势。但是，有的同志认为，基建投资大幅度压缩，导致了重工业生产的下降和财政收入的减少，并不是实现健全财政的必要措施。对这个问题究竟怎么认识，关系到今后的决策。
我们认为，重工业生产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要作具体分析，不能笼统地归因于基建投资的减少。1979、1980年基建投资规模并没有压缩，反而增加了60亿元，但重工业的增长速度已经明显下降，1978年增长15．6％，1979年下降为7．7％，1980年进一步下降为1．4％。那么，导致重工业增长速度减缓以至生产下降的因素是什么呢？第一，重工业生产中，一部分加工工业的生产原来就超过需求，钢材、机电产品库存年年增加，大量积压，强调按需生产后，产量减少是正常的。第二，重工业生产中，能源产量的下降，与这两年投资多少无关，而是由其他许多因素造成的。能源产量下降后，为了保证轻工生产的发展，对重工业的能源供应减少了，对重工业生产的各种用油机具的需求也减少了，这就限制了重工业的生产。第三，由于推广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农村对农业生产资料的需求发生了变化，农机制造行业产量下降。第四，基建投资压缩，固然影响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但投资构成的变化影响更大。1979年以来，在投资总额中利用国外资金搞的基本建设增加了，这些资金主要是向国外购置设备材料，基本上形不成对国内重工业的需求。非生产性建设投资的比重，这两年逐年上升，1978年占总投资的17．4％，1980年提高到33．7％，1981年1到9月又进一步提高到40％，增加的非生产性投资几乎不需要多少机器设备。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经济调整初期，重工业发展减缓甚至有所下降，总的来说是合理的、不可避免的。没有这两年重工业生产增长速度的减缓和下降，就不可能有轻工业生产的大幅度上升。当然，也要看到，由于对调整方针理解不全面，工作做得不好，有些不该下的重工业生产也下降了，或者下降过多，这是不合理的。要扭转重工业生产下降的状况，根本途径不是靠加大基本建设规模，而是要调整重工业的服务方向，着力解决品种、质量，从为农业服务、为轻工市场服务、为技术改造服务、为出口服务等方面找出路。我们不能因为重工业生产有所下降，就动摇我们以发展消费品为目标，围绕着发展消费品生产来调整重工业服务的方向和产品结构的决心。
今后几年，根据财力、物力的可能，适当增加一些建设资金是必要的，但是它对于提高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增加财政收入的作用是有限的。就对提高重工业发展速度的作用来看。如果每年增加投资20亿元，其中约有60％用于购买设备、材料，这样对重工业形成的追加需求，即使算上部门间产值的重复计算，每年不过30亿元。这对于总产值2，600多亿元的重工业来说，数字是很小的，不可能提高多少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就对增加财政收入的影响来看。过去二十八年平均，每增加2．4元投资，可增加1元国民收入。按此计算，增加20亿元投资可以增加8亿多元国民收入，按照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30％计算，则可增加财政收入 2．4亿元。也就是说，投入20亿元基建投资，只能产出2．4亿元财政收入。因此，要靠增加基建投资来解决当前的财政困难，无异是南辕北辙。
今后几年，就国内条件来说，有没有可能大量增加基建投资？第一，通过筹集企业、地方的自有资金，可以增加一些基建投资。但是，地方和企业的自有资金大部分应当用于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不能也不应当过多地用于基本建设。第二，国家的财政收入不可能增加很多，而有些开支又必须增加，财政仍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增加国家预算内的基建投资要十分谨慎。第三，现在人民手持现金比较多，可以通过银行多吸收一些人民的储蓄存款，把一部分消费基金转化为积累基金，增加一些建设资金。但是，考虑到人民生活改善的需要以及其他有关措施已经吸收了一部分人民的收入，因此，扩大银行居民储蓄的潜力究竟有多大，要作冷静的、恰当的估计，防止信用膨胀。
上述情况表明，要从国内筹措大量资金用于扩大基本建设是困难的。那末，能不能用打赤字、发票子的办法来增加基建投资呢？
我们认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从原则上来说，不应该采用打赤字、搞通货膨胀的办法，因为这样做会损害人民的物质利益。我们当前的问题，是社会总需求超过了总供给，这同资本主义国家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的情况根本不同。在资本主义国家，在过去一段时期，采用赤字预算刺激经济的发展，虽然一时起了一些缓和产需矛盾的作用，但也带来了通货膨胀、打击生产等问题。在我们国家，打赤字、发票子搞基建，只能进一步扩大产需矛盾，造成经济混乱，影响社会安定。现在一部分重工业特别是机械工业任务不足，生产能力确有富余。因此，可以通过扩大银行储蓄等办法，来调节需求结构，适当控制消费，增加建设。但是，这要以不增加社会总需求为前提，也就是说，不能搞赤字、发票子。因为打赤字、发票子搞基建，总会有一部分钱要通过各种渠道转化为人民的消费，这就会扩大社会需求与供给的矛盾，影响市场物价的稳定。
我们认为，如果年年打较大的赤字，增发大量的货币，以致物价上涨幅度较大，而职工的工资又不增加或不能相应增加，就要引起群众的不满。弄得不好，几年以后有可能再一次被迫压缩基建投资，这样损失就大了。因此，比较稳妥的办法是，国家预算内投资应尽量少加，甚至先不作增加的打算，在年度计划中根据当时的财政状况再作考虑。我们应当坚持财政收支平衡的原则。只要我们在增加收入方面多想些办法，并严格控制基建投资和其他各项开支的增加，适当控制消费，并且合理地调整分配政策，实现和保持财政收支平衡，是可以做到的。
为了弥补国内资金不足，我们要继续积极地利用外资，但是，能够以多大规模利用外资，不决定于我们的主观愿望，而受到以下一些条件的制约。第一，国内配套投资数量的多少。正因为资金不足，要利用外资，看不到这一点是不对的；而资金不足，又限制了大量地利用外资，看不到这一点也是不对的。第二，生产建设经济效果的好坏。我们现在许多工程的建设周期长，建成投产后资金利润率又很低。在这种情况下，利润很高的自由外汇，除了极少数周转快、盈利多的项目外，一般来说用不起。就是中等利率的国外贷款，对许多项目来说，偿付本息也难以承担。第三，外汇支付能力的大小。鉴于这些考虑，吸收外资应当争取多利用长期低利的优惠贷款；应当尽可能地同现在安排的在建项目和现有企业的改造密切结合；应当多采用合资经营、合作生产、补偿贸易等方式。利用外资，不能主要搞大项目，而应当多搞中、小项目，引进关键的技术和设备，引进管理技术。这样做，见效快，不会有多大的风险。
今后几年，基建投资虽然不能大量增加，但在提高投资效果方面，潜力是很大的。现在，许多工程周期长，造价高，投资效果很差。据统计，从1950年到1979年，全国基建投资共6，500多亿元，新增固定资产4，500多亿元，交付使用率为70％。如果交付使用率保持在“一五”时期的84％的水平，则可多形成900多亿元固定资产，或者形成4，500多亿元固定资产可少用1，100亿元投资。这就说明，如果我们在缩短周期和降低造价方面取得切实的成效，同样的投资就可以多办许多事，或者说，等于增加了投资。
过去我们走的路子是：靠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来维持消耗高、效率低的工业的增长，结果挤了人民的消费，加重了农业的负担，妨碍了老企业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正因为这样，1979年初不得不进行调整。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指出，不能再走高积累、大规模建设的老路子，要走出一条速度不那么高、经济效益比较好、社会财富增加比较多、人民得到的实惠也比较多的新路子。我们必须坚持走这条路子，而不能从大量增加基建投资中找出路。否则，不利于当前经济的调整和稳定，也无助于今后的经济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
（摘自《经济研究》1981年第12期，作者作了一些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