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语关心我的同志们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寄语关心我的同志们
苏州丝绸印染厂 杜芸芸
《工人日报》就我捐献遗产的事开展《怎样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的思想讨论以来，我又收到几百封读者来信。绝大多数同志在来信中对我捐献遗产的行动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少数同志在来信中问我：你为什么要捐献遗产？是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你不觉得有了钱就有幸福吗？等等。在这里，我想和关心我的同志们谈谈自己的想法。
我五岁时，被上海的姑妈收为养女。“文化大革命”中，姑妈病逝，我便成了孤儿，只好回苏州寄居在亲戚家中。十四岁时，我能干活了，就给人家刷马桶、剥蜜枣核、敲松子；给旅馆洗衣服、被单等。用自己的劳动所得维持生活，交学费。1977年，在我插队期间，一位亲戚特地从上海赶来，要我出面向政府讨还养母留下的遗产。我不愿意这样做，我告诉她：“遗产如何处理应由国家按政策安排，我决不出头去要。”不料这位亲戚大怒，骂我没良心。后来上海有关部门落实政策，先发给我5，000元，我把这笔钱用来还债和支援一些生活困难的亲戚、朋友。这位亲戚听到这个消息又找上门来向我要钱，把我房里的东西洗劫一空，连根竹筷都没有留下。真没想到，金钱把有些人弄得这么冷酷无情！
我是在新社会长大的，从我上学那天起，老师就教育我热爱祖国、热爱党，要做一个有理想、有志气的人。在学校，老师和同学处处关心我、照顾我。天凉了，有人给我送来棉袄、被套；天热了，有人送给我凉鞋、花裙……；逢年过节，老师、同学纷纷拉我到他们家去吃团年饭。我在电器厂学徒时，师傅们手把手地教我技术，有十几位老师傅轮流带好菜给我吃。我下乡时，别人有爹妈准备行装，我的全部生活用品——从脸盆、热水瓶到茶缸、解放鞋……都是师傅们准备的。临走的那天，张师傅还特地请假赶来为我送行，一再叮嘱我：“小杜，下乡要好好劳动，多做贡献！”我含泪点头，默记在心。
在我的生活经历中，我看到两种人：一种人就象我那位亲戚那样，为了钱，他们六亲不认，不择手段；另一种人——我遇到的更多的好同志，他们虽与我非亲非故，却有一颗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乐于助人的高尚的心。是他们，是祖国和集体把我这个孤儿抚育成人，教育我应该怎样去对待生活。祖国才是我真正的母亲啊！
去年3月份，当上海静安区法院通知我是养母遗产的唯一合法继承人时，我就考虑：这笔遗产如果留给个人，无非是用于个人生活享受，现在我们的国家还比较穷，四化建设需要资金，应该献给国家为人民造福。所以，我毫不犹豫地向法院表示：我不想当不劳而获的人，我还年轻，能劳动，我要把遗产献给国家。
有位读者来信问我：“你献出十万元遗产不觉得是丢弃了幸福生活吗？”有位大学生来信说：“如果我有十万元遗产，我早退学了，钱往银行里一存，靠利息可以游遍全国的名山大川。而你上缴了这笔巨款，每天还要去上班，过那种单调的生活，有什么意义？”还有一位同志说：“我要是有了这笔遗产，可以选择一个理想的对象，盖个小洋房，虽然没得到你那样的荣誉，但得了实惠。”我回信告诉他们，我不羡慕他们讲的那种物质享受，不贪求他们说的那种“实惠”。金钱，买不到“理想”的对象，也买不来真正的幸福。我的经历告诉我，只有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幸福，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我从十四岁开始自食其力，十八岁到农村插队，尽管日子艰难一些，但并没有感到不幸福。在现实生活中，确有一些人由于追求物质上的享受而放弃了理想、信仰、事业。这样的人，即便是有了舒适的生活环境，得到了某种“实惠”，但他们的心灵却只能是空虚的。说心里话，这样的“幸福”我不稀罕。我在农村、在知青厂时，和周围的一些伙伴们在一起生活，尽管也有不愉快的时候，但我们心中却有一盏生活的明灯。我感到生活在这样的集体中很温暖、很充实。捐献遗产以后，党和人民给予我热情支持和关怀，给了我很高的荣誉。苏州市委、苏州丝绸公司和厂领导去年年底专程到厂里来看我，并转告中央负责同志和省委负责同志对我的慰问。最近，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章瑞英同志也来看望我，并给了我很多鼓励。这些，对我都是莫大的鞭策！当领导上发现我和三男结婚住房有困难时，还特地召开了会议，由有关部门分配给我一套住房。我感谢党和政府的关心，使我这个孤儿有了自己的家。
当《工人日报》披露了我上缴十万元遗产受到一些人讽刺、非难的消息以后，许多群众来信鼓励我，希望我不要苦恼，希望我更坚强些，准备迎接新的考验。驻新疆库尔勒的一位边防战士来信鼓励我说：“您上缴遗产以后，可能会有人说您不懂得生活，不会生活。我说他们想错了，您这样的做法是非常光荣的，也是最懂得生活的。”看了这一封封热情洋溢的来信，更使我对生活充满信心，对祖国的前途充满希望。我深感自己对祖国的贡献太少了。
我虽然做了一件有益于国家的事，但这毕竟是过去的事了。过去的事不能代表今天和明天。今后，我一定要加倍努力，争取对国家作出新的贡献。
我衷心感谢同志们对我的关怀和鼓励！让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努力奋斗吧！
（江宗荣整理　原载4月3日《工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