蕴含着启人深思的力量——读中篇小说《洗礼》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文艺新花

蕴含着启人深思的力量
——读中篇小说《洗礼》
胡永年
韦君宜的中篇小说《洗礼》（载《当代》1982年第1期）是以自然和朴素获得成功的。它自然，仿佛与亲友促膝谈心，娓娓低语，亲切怡人；它朴素，使用一种近乎回忆录的笔法，不加雕饰，一扫浮华。初初读它，似觉平淡，但愈往下看，愈觉有味，及至读完全篇，掩卷品评，便会发现它平中寓奇，淡而有味，蕴含着一种启人深思的力量。
这部作品的情节并不离奇，表现手法也算不上新颖；至于它的题材，在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中，却早已多有表现、屡见不鲜了。作品所描写的，主要是老干部王辉凡和女主人公刘丽文爱情生活的悲欢离合，以及他们在十年动乱中的种种遭遇。这样的人物和经历在生活中并不鲜见，弄得不好，很容易陷入俗套。然而，作者却匠心别具，选择了这样一个新的角度：在爱情生活的悲欢离合中，揭示主人公思想演变的复杂历程。两者有机结合，交织伸展。通过这种伸展，以及王辉凡与另一位老干部苗书记的灵魂对比，凸现了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同是老干部，同样经历了十年动乱的严酷“洗礼”，“但是各人的收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之中进入了更新更深的思考。
《洗礼》中的老干部王辉凡，“文化大革命”前是省直机关有名的“好好先生”。凡是上面号召，他都没有二话，坚决响应。在1958年那个狂热的年代，当他的妻子刘丽文以触目惊心的事实向他揭露大炼钢铁中的弄虚作假和大量浪费时，身为省计委主任的王辉凡竟不耐烦地说：“你就听上级的嘛！”“听上级的”，这就是他的思想方法！在这种思想方法的指导下，什么砸锅炼铁、城市食堂化，什么“放卫星”，“反右倾”，一句话，只要是“上边”说的，什么都干。“文化大革命”震骇了他的灵魂，严酷的矛盾迫使他不得不去思考。他渐渐地变了，不再那么虔诚地自省自己的所谓右倾错误，而是开始实事求是地剖析自己，认识自己。他认为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并非“全是光荣史”，也有错误，“也曾伤害过人”，而错误的根源就是唯“上”是从。就这样，在严酷的现实面前，王辉凡完成了一次灵魂的“洗礼”，思想得到了升华。
应当说，王辉凡灵魂的“洗礼”过程是真实感人的。随着这“过程”的推进，一个知错改错、实事求是、无私无畏的老干部形象，已经逐渐活跃在我们面前。而这个形象所蕴含的思想意义，无疑也可以给读者许多有益的启示：它既可以引导人们正确地认识过去，正确地对待自己，也可以激励人们振奋精神、不断进取。
作品中另一个老干部——省委苗书记的形象，和王辉凡恰成鲜明对比。在对待自己的问题上，王辉凡实事求是，认为自己“的确有错”，而老苗却觉得“自己完全冤枉了，因而也就是自己完全对了。”粉碎“四人帮”之后，王辉凡抖擞精神，努力工作，老苗却拄着拐杖，虚占其位，虽然年老体衰，却毫无退让“交班”之意。为什么不一样？其中包含着什么样的教训和人生哲理？作品中没有明说，也无需明说。这是作家有意留下的艺术空白。我觉得，老苗还是一种平面化的图解性的形象，不如王辉凡那么血肉丰满，因而缺乏应有的艺术感染力，不能不为之惋惜。
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刘丽文也值得注意。这不仅因为她是一个贯串全书的人物，更因为她是作家浓墨重彩、精心塑造的一个闪耀着时代精神的新型女性。在她的身上，显然倾注了作家的美学理想。她是一个有思想、有追求、坚毅果敢的女性。她的性格光彩，集中地表现在她与王辉凡的断然离异以及重建爱情上。他们的感情破裂，是从“大跃进”开始的。她要求王辉凡挺身而出，履行一个共产党员的职责，为民请命，抵制极左，但他却熟视无睹，唯“上”是从。这样，两人之间渐渐“筑起了一道高墙”。后来，她不顾邻居的冷眼，同事的谩骂，好心人的惋惜，毅然离开了当时的省委秘书长王辉凡，而与忧国忧民、正直无私的记者祁原结了婚。也许有人会象作品中的某些人那样指责她“道德败坏”，不假思索地给她扣上各种各样的恶名。但是，且慢！正是这个当时被人污蔑诽谤的刘丽文，在王辉凡后来被打倒在地、连其后妻贾漪都唯恐避之不及之时，却无所畏惧地向他伸出了同情之手（当时祁原已被害身亡）！她接过了被贾漪抛弃的两个孩子，冒着风险照料王辉凡的生活，和他谈心，鼓起他生活的勇气，给他点燃了“一盏光亮的灯”！她这样做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找一个男人吗？不！她当时还挚爱着已被害身亡的祁原，那个贴身的装着祁原缩印照片的小盒可以作证！如果她光是为了要一个男人，决不会再选择又老又倒霉的王辉凡的。不，她是在弄清了祁原被害的真相，并发现王辉凡确已洗心革面，才与他重建爱情的。如果说，她当初和王辉凡断然离异、与祁原大胆结合，显示了她的正直果决，爱憎分明，那么，她后来对处在逆境中的王辉凡同情、帮助，包括重建爱情，则显示了她的侠骨柔肠、勇敢善良、凛凛正气！她是人民群众中的普通一员，又是人民群众的代表。在刘丽文这个人物身上，体现了人民的爱憎，人民的追求，人民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