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猪状元”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农村通讯

“养猪状元”
您相信吗？福建建阳县农村有那么一对夫妇，两年多来，平均每天卖给国家一头肥猪。群众称他们为“状元”，其实，他们不光养猪养得好……
本报记者　田流
“他俩已经连续两年，平均一天卖给国家一口肥猪，要是全县有这么一两千对夫妇，肉能吃得完吗？”
“夫妻俩每天卖给国家一口肥猪？”我怀疑听错了，大声问老陈，“你说，夫妻俩一天卖一口肥猪？”
“不是一头，是一头多。”老陈显得特别平静，象说家常那样，“前年卖了382头，毛重53，566斤，去年卖373头，头数少了9头，可毛重多了5，000多斤，达59，114斤。”
“他俩是谁，叫什么？”
“戴廷贵，叶丽珠。”老陈有点自豪：“我县有名的‘养猪状元’，你不知道？”他对我的孤陋寡闻有点惊讶，随后又歉意地笑起来，“你刚从北京来，怎么能一下子什么都知道了呢！”
老陈，叫陈治平，是福建建阳县的县委书记。
“你说他夫妇俩一天卖给国家一口肥猪？”我仍然有点怀疑，又重复地问陈治平，并提出要求，“老陈，我能去见见这位‘状元公’吗？”
“当然可以，明天咱们一块去。”
第二天早饭后，我们乘车去访问戴廷贵。雨还在下，汽车在细雨洗洒了两天的公路上行驰，湿润的空气扑面而来，脸上凉丝丝的，使人感到特别清新。路上，陈治平告诉我，戴廷贵原是县农场的饲养员，在农场养猪场工作。1979年，农场领导作出决定，要把这个一年赔好几千块钱的猪场停掉——从五十年代末期猪场开办以来，年年赔钱，少时一两千元，多时三五千元。为什么还要办这个猪场呢！可是戴廷贵不同意停办。他说，有这么好的猪栏猪舍，停办，不白白浪费了吗？建议仍然把猪场办下去。当时，不光农场领导人不同意办，不少职工也反对——又臭又脏还赔钱，哪如干别的活路好！讨论来讨论去，最后还是决定停办。戴廷贵急了，说：“我把猪场包下来，条件是农场供饲料，保证农场不赔钱。”“到时赔了怎么办？”是啊，赔了怎么办？到这个节骨眼上，戴廷贵也犯犹疑，可是他想要是养猪都亏本，这猪早绝种了，为什么现在还有很多人家养猪！就大声回答说，“亏了我赔！”条件这么干脆，态度这样坚决，农场领导上当然不好不同意，就把猪场的235头猪全部包给了戴廷贵——那是些什么样的猪啊，皮厚毛长，脊梁瘦得象刀子，都是些老头猪、老奶奶猪，光会哼哼不长膘。戴廷贵夫妇先是打扫猪栏。起初，他爱人叶丽珠有点不同意，说他净赌气，赔了几十年的猪场偏要揽过来。老戴说，有意见回头再提，先打扫猪栏。还说先打扫猪栏后打他都行。逗得他爱人笑了，只得和他一块打扫起猪栏来。夫妻俩整整忙了两天多，才算大功告成，把个臭气熏天苍蝇成团的猪栏，变成了无蝇无味的猪栏。接着夫妇二人又把200多头猪“分类排队”，把老猪关小栏，多喂精饲料，叫它们吃饱了就睡，睡醒了又吃；小猪关大栏，多喂青饲料，吃饱了跑跑蹦蹦多运动。经过几个月的精心照料，200多头猪，个个起了变化，老猪长肥了，小猪长大了，年底卖了一批给国家，一结账，农场不但没赔钱，还赚了千多元。根据这一年的经验，1980年一开始，农场就跟戴廷贵订了合同。合同规定：农场对猪场实行定额管理：定饲料消耗，定报酬标准，规定在不超过饲料消耗的条件下，每上交一斤肉给报酬1角1分。戴廷贵夫妇对养猪也有了经验，饲养头数猛增到612头，出栏382头，毛重53，566斤，得报酬5，892元，夫妻俩平均每月收入490多元。陈治平笑着说：“他俩一月的收入，比我这县委书记4个月工资还多哩！”
近午时分，我们赶到了农场。本来，县委书记想让我听听场长关于全场各项生产发展的情况汇报，可我急着要见“状元公”，下车后连农场办公室的门也没入，就径直到猪场去了。
猪场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响和动静。我们走进一座很大很大的猪舍，猪舍里并列着两排猪栏，一排足有二十几个。被半人多高的围墙隔成的长方形猪栏里，有的几头大猪在酣睡，有的十几只小猪天真地你拱着我、我拱着你。
“它们刚吃了午饭在睡觉，”一个轻柔的声音从背后传来，“请别打搅它们。”
一回头，原来是一位年轻的女同志，三十来岁年纪，白净面皮，有两条长长的弯弯的眉毛，很秀气。县委书记认识她，一面同她热情握手，一面向我介绍说，“这就是‘状元’夫人叶丽珠同志。”这位女同志显然有点不好意思了，白净的双颊泛起了红润，小声说，“看陈书记，净开玩笑。”
“‘状元公’哪去了？”我也学着陈书记的样，笑着问她，她也笑了，说“这‘状元’可不是古时候那状元，担饲料去了。”话音刚落，只见一个中年汉子担着很大一担水葫芦进来，夫人说，“这不，他就是你们找的那个‘状元’。”
这可是个新式“状元”，光着头，赤着脚，穿一身蓝布衣裤，肩膀上搭一条粗布手巾，把一担足有200来斤的青饲料往下一撂，爽朗地说，“欢迎，欢迎，陈书记这位是……”
陈治平把我介绍给他。“状元公”一下拉住我的双手，笑着说，“县里、省里说的我那么好，其实也就是养了几头猪。”
他领着我们又看了一遍猪舍后，把我们引到猪场旁的“状元府”——好简单的“状元府”，两开间的一所房子，里面放着一张桌子、四把竹椅，靠墙是一张双人床，对面是一大块长条木板搭起的条案，条案上放着几十个瓶瓶罐罐，里面装着白色的、黄色的药面面，墙上还挂着一束一束的草药。“状元”见我老是看他这些瓶瓶罐罐，笑笑说，“这是我在山上田里采的一些草药。”
“你还是个兽医？”
“琢磨着学呗，要不，猪有了病难对付。”说着从床头拿出两大本书给我看，一本是《中医内科学》，一本是《药物学》。我看了看对他说：“这是给人看病的书啊。”他说：“一个道理，按猪大小、病轻重，加减些份量就是了。”
“怪不得你们夫妇俩连续两年，平均一天卖一口肥猪给国家呢，真了不起。”我赞美说：“你除了会给猪治病，还有什么妙法，把猪养得这样好？”
“猛一说，两个人一天能卖一口肥猪好象挺少见，”“状元公”平淡地说：“其实也平常。”他看我还有点惊讶，又补充说，“我不是每天卖给国家一口肥猪，是全年共卖了373头肥猪。”
经过详谈，才知道，原来他们夫妇俩是根据当地四季如春的自然条件，4月份进一次猪苗，趁青饲料旺盛生长的季节，喂6个月，仔猪就能长成180斤以上，10月份这批猪出栏后，又进一批猪苗，多喂“配合饲料”，来年4月又是一头头百八十斤、二百斤的大肥猪，这样一年两茬，两进两出，1981年共养749头，出栏373头。
“1981年你收入多少？”
“按合同，比1980年多点。1980年是5，000多元，1981年该6，500元以上。”戴廷贵回答，“我没要那么多。”
“为什么？”
“谁还不想把日子过得更富裕些，可我想，一家富万家穷，那是旧社会的事，咱是新社会，可不能光想自家。”
原来是这么回事。1979年戴廷贵包了猪场以后，在农场职工中还人人说他傻，1980年就不同了，一年算下账来，他夫妇俩养猪收入达5，000多元。1981年1月，十多户农场职工家属，都想当养猪专业户，戴廷贵一想，这是好事，就主动找农场领导，把年初签订的每交售一斤猪肉给1角1分报酬降到8分。领导上不同意，说这是合同规定，不能不按合同办事。戴廷贵说，不是不按合同办事，是把那三分钱——共1，700多元，帮助新养猪户盖猪栏。
“你作的很对，”我赞美说，“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这是应该大大发扬的。”
“这全是党的政策好，凭我戴廷贵，怎么闹腾也不行啊！”他颇有所感地说，“俗语说，喝水不忘掘井人，咱有今天，能不想想国家，想想大伙？”
“状元”，真不愧是“状元”。我向他告别，去黄坑公社访问的路上，一直在想他夫妇俩不光养猪养得好，堪称“状元”，他们的思想境界也是“状元”水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