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十周年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

纪念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十周年
于光远
所有关心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人，都知道近十年中神州大陆的巨大变化和进步。但是，他们未必都了解这种变化和进步之所以发生，决定性的契机就是在1978年底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力量在激烈的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进一步讲，在认识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种伟大作用的人们当中，也未必个个都了解，这场政治斗争的胜利，又有一场尖锐的哲学战线上的斗争做它的先导。这场斗争就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如果从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的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算起，已经整整十年了。这篇文章一发表，就显示出它的巨大的作用。说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吹起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思想解放运动的号角，丝毫也没有夸大。这一讨论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意义，已载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史册”。但同时必须指出，在真理论问题上的斗争，不会因为经过了这样一次讨论就一劳永逸地得到了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原理，在实践中会获得新的内容、新的意义。因此，在纪念这一讨论十周年的时候，应该把历史的经验教训与当前的实践密切结合起来。对历史的经验教训领会得越深刻，就越有助于正确指导今后我国的改革、开放以及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
为此，应该重温十年前的历史，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一讨论的具体过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即使是“过来人”，也需要常常回顾已经成了历史的事件，加深自己的认识。何况在十年中，年青的一代成长了起来。他们虽然知道曾经有过这样一场斗争，但对具体的过程不甚了了，而离开了对具体过程的了解，是不可能深刻地领会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好在十年的时间不算太长，人们的记忆犹新，又有许多文献资料可查。1983年6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中还有一条“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注释。它对这一讨论的过程作了简明扼要而又确切的叙述，可以作为了解和研究这个过程的提纲和索引。我建议汇编有关文献公开出版，使人们获得了解这一讨论过程的便利。
联系当前实际，我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真理论，有这样几个问题是应该深思和有实践意义的。第一个问题
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讲得很多，讲得也很深刻，很透彻；毛泽东的《实践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定为广大干部、广大知识分子甚至广大职工必读的哲学教材。为什么在此同时，与之相对立的思想却得以传播，得以流行，而且在某一个时期占踞统治地位？这样的矛盾现象说明了什么问题？其中有什么重要的经验和教训是今后我们应该予以重视的？
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后，我有这样一个看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真理论，只有在追求真理、为真理而斗争中才会被这个认识和实践的主体所重视，这个认识和实践的主体才会对它真正有所认识和体会，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论对他才有意义。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论离不开追求真理、为真理而奋斗的实践。毛泽东在他的哲学著作中，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命题所以讲得那么好，就是因为他在革命战争中，除了追求真理、为真理而斗争之外，没有任何其它的目的。他为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而斗争，就是追求真理、为真理而斗争。在这样的斗争中，他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论，尤其是其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原理的指导，他在这样的斗争中，深有体会地获得对这一原理的明确和坚定的认识。建国以后，在他领导下我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也是同他坚持这个哲学思想分不开的。但是，从50年代后半期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后，在长达二十年之久的时间内，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完全相反的那种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思想，却传播和流行开来。这种情况同毛泽东对它的容忍是分不开的。同时，有许多人接受这种错误思想，还有一些人非常积极传播和坚持这种错误思想。这是什么缘故，很值得历史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来作认真的研究。在这里有一条似乎可以肯定，那就是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真理论认识不足这一点之外，在追求真理之外的、甚至与追求真理背道而驰的其他各种因素在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实践论》和毛泽东其他著作中所写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那些深刻透彻的论述，就失去了指导实践的意义，变成了套话。我认为，必须从二十年间这种言行不一的情况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的惨重损失中汲取教训。一定要在一切活动中强调“追求真理”、“为真理而斗争”，决不容许除此以外的目的或其他各式各样的“理由”得到优先的考虑。第二个问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是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原理，远非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十年前，仅仅对这一个问题进行讨论，恢复马克思主义中这一个原理应有的地位，就对我国1978年开始的“历史的伟大转折”发生如此重大的影响。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广阔的领域内，纠正错误观点，树立正确观点，对我们的事业是否将起到更大的作用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应当作出肯定的回答。我们不但应该像真理标准讨论那样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需要研究当代世界、当代社会，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发展马克思主义，出现一批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于今后我国之命运关系极大。但是，我觉得我们中间的许多人，包括许多担负领导工作的人，并不作这样高的估计。现在不少人虽然口头上也讲几句马克思主义理论重要性的话，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并不真正重视。我认为使用“对于今后中国之命运关系极大”的语言来表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义，丝毫也不夸大。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学习所需要掌握的各种知识，当然是必要的。“在新时期的崭新任务面前，不论老中青干部，总的来说都缺乏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新知识新经验，都要重新认识自己，都要重新学习。”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的这段话，我认为特别重要。在“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新知识新经验”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知识，包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历史经验教训所作的总结。不仅如此，而且应该强调指出它们在我们老中青干部应该具备的知识结构中占踞特别重要的地位。当然，要做到这一点，仅仅在口头上和文字上强调还是不行的，要靠理论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科学领域中作出能够说服群众、掌握群众、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胜利前进的新贡献。为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要作出很大的努力。同时，党、政府以及整个社会要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工作给以政治上、政策上和物质上的有力支持。没有有力的支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难以取得更多更大的成就。第三个问题
十年前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的是恢复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同时，即使在十年前，这场讨论从根本上说来，也是为经济建设的发展在思想战线上排除障碍、创造有利条件的。那么在今天，我们是否可以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进一步具体化为“生产力标准”呢？
我认为，真理标准问题的范围，比“生产力标准”要广泛得多。但是生产力标准可以看作真理标准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具体化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在十年前讲的真理标准中，实际上已经包含生产力标准在内，现在应当明确指出这一点。在经济建设中，特别是在改革和开放中，生产力标准就是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基本原则的一元论。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就是根据社会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关系的矛盾的原理，确认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将突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束缚，而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得到解放。而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将以自己的积极行动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斗争。在今天，发展社会生产力应该是衡量一切是非得失的标准。在真理标准讨论以前，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问题上，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一大二公”并列起来的二元论居统治地位。实践证明，这种二元论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的损失很大。现在“一大二公”没有人提了，但是，把发展生产力和其他原则并列起来的这种二元论的思想，在有些人的头脑里还根深蒂固，它还被视为“真理”。即便是在十三大报告中，对生产力标准问题作了如此透彻、充分，如此有明显的针对性的说明之后，在有些人那里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这种情况同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哲学原理认识不足有关。对生产力标准不能很好地接受，说明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认识不足；反过来，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认识不足，也必然会影响到对生产力标准问题不能很好地接受。第四个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论中，除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外，还有什么哲学命题应该引起注意？关于真理问题的讨论的范围是否需要进一步扩展？
我认为，在讨论了真理标准问题之外，还有一个真理的具体性问题应该受到很大的重视，也应该在很大的范围内进行讨论。“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是黑格尔辩证法的一个根本命题。马克思、恩格斯在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改造成为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后，仍然肯定这一命题的重要性。列宁有一句名言：马克思主义的真髓和活的灵魂，就是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根据这个思想，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对立，不能抽象地把握。这就是说，虽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对立是绝对的，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某些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发展可以有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巩固。列宁在1918年曾经就当时俄国的情况写道：“如果国家资本主义在半年左右能在我国建立起来，那就是一个很大的胜利，那就真正能够保证社会主义一年以后在我国最终地巩固起来，立于不败之地。”对真理具体性问题的深入讨论，一定会有助于我国改革和建设中许多问题的解决，也有助于克服不作具体分析的“一刀切”、“一窝蜂”的官僚主义。
纪念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十周年，可以而且应该从许多角度进行探讨。上面我只不过讲了我特别想讲的四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