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生村”的变迁 [复制链接]

第4版(要闻)
专栏：社会主义建设在农村

　　“朗生村”的变迁
本报记者 卢小飞 刘伟
编者按：这一篇是讲述西藏一个村庄的变迁。“朗生”们过去在农奴制下过着暗无天日的地狱般生活，偌大一个西藏，只有４平方米的小屋是他们的“自由世界”。朗生在世没有人身自由，自己的子子孙孙也延续为奴隶。而今他们成了自由人，有自己宽敞、漂亮的新屋，有自己的土地、牲畜，丰衣足食。与内地比，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比，他们还有很大差距，但与他们自己的过去比，却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他们在西藏是自由的，可出去当干部、教师、工人，在整个社会主义中国的土地上也是自由的。可是，有那么一些背叛祖国的人，有一些国外“人权问题专家”们，不时提出所谓“西藏人权问题”。人们不难想到，这些人的“人权”观，同以往那些“朗生”们的人权观，是不会有共同语言的。
位于西藏江孜县宗山古堡之南的班觉伦布，因其曾是西藏大贵族帕拉家族的主庄园而在江孜县百十个村庄里最为显赫。村长拉巴罗杰昔日是帕拉家的奴隶。我们坐在他家的毛织卡垫上，喝着浓香的酥油茶，听他讲述过去与今天的故事。
这村不大，只有４３户、２９０多口人。老一辈的，除１５户是帕拉家的农奴外，其余２７户是帕拉家的朗生。朗生是永无人身自由的奴隶，朗生只能与朗生婚配，子子孙孙永远是朗生。民主改革之初，提起这个村，人们说：“那是朗生村。”
民主改革后，朗生们的社会地位变了。１９８０年，党中央对西藏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对农牧区“免征、免税”；进而又在１９８４年实行“土地（牲畜）归户使用，自主经营（私有私养），长期不变”的政策。那以后，班觉伦布的人脸上更是常挂着笑容，连酥油茶也是越喝越香。
进村伊始，拉巴罗杰领着我们进一个小院。应声走出来一位年迈的阿妈，她叫拉巴杰巴，也是当年的朗生。在她家新房的对面，留有一排当年的“朗生房”。
黑洞洞的土坯房子，挤挤挨挨地隔成１４小间，每间约有４平方米。“过去我们朗生户不管家有几口人都挤在这么一间小屋里，这巴掌大的地方就住了１４户。”说这话时，村长格外悲愤，可以感到那段黑暗的日子对他来说是多么刻骨铭心。村里决定留下这个朗生院不拆，作为永久的纪念，作为昭示后人的教材：不可忘记过去。
村中有条曲巷，刚能通过村里那辆解放牌汽车。以帕拉的老宅为首，从东向西在曲巷两侧竖起２０几幢新房，都是两层楼带天井的。因没有规划，显得有些凌乱。然而，班觉伦布人曾看作宫殿的帕拉故居在这些新房面前已黯然失色了。
江孜平原农业条件不错，但过去耕作方式落后，民主改革之初平均亩产一度只有５０多公斤。１９８３年１７公里长的磅尤水渠沿村南而过，村里的１０００多亩耕地从这一年开始全部引年楚河水灌溉。也巧，这一年开始，江孜县大张旗鼓地推广本县农技人员因地制宜总结出来的８项农业技术增产措施，硬是派出一大批农业技术员到田间地头。于是，班觉伦布这叶小舟随着江孜这条大船驶入新的航道。１９９０年全县提前两年实现粮油总产超亿斤的目标，成为高原第一个亿斤县，生产、生活水平在县里居中的班觉伦布，也实现了平均亩产３００公斤以上的目标，一部分模式化栽培的田块，亩产达到５００公斤以上。
老供销员尼玛顾珠两口子过去也是帕拉家的朗生，搞供销见的世面多些，他对于文化知识比一般村民看得重，省吃俭用送孩子们上学。如今，除了大女儿在家接班务农以外，其他６个孩子都成了“文化人”，分别在拉萨、日喀则和江孜县当干部、教师、工人，三女儿卓嘎如今在山东青岛进修外语，四女儿群宗在西藏农牧学院畜牧专业读二年级。问他是怎么想的？回答挺干脆：“外面的世界大着呢，总不能一辈子趴在土地上啊！”
去年全村人均收入达到９００多元，过去的朗生全部住上了自家的新房，添置了新的家具。前面提到的那位７３岁的拉巴杰巴阿妈，曾和所有的朗生一样“白手起家”，如今算是村里的中等户。去年，她家的１５亩地打下粮、油５６００公斤，按阿妈的话，是她家“历史最高水平”。仅农业一项，一家４口人均收入就超过了１０００元。老人家领我们看粮仓时乐得合不拢嘴：“这都是靠了好政策，还靠了那个‘科学’呀！”
这村还有５户属于“双低”。县上规定：平原地区亩产２５０公斤以下、山区亩产１５０公斤以下的为“双低”，并要求党员、干部带头帮助这些农户摘掉“双低”的帽子。村子里有５名党员，恰好各包一家“双低”户。拉巴罗杰兼着党支部书记，选择了家境最差的曲珍一家。曲珍的丈夫是铁匠，在旧社会被视为最卑贱的“黑骨头”，已去世了，她带着５个孩子，生活有些困难。承包这样的家庭，拉巴罗杰不仅是农业技术指导，而且提供了良种，还和妻子一起兼作她家的劳动力。去年１１月底，我们到曲珍家的时候，场已经打完了，曲珍正和孩子们在选种。见我们来，她竟哭起来：“拉巴罗杰是好人，多亏了他呀。”１９９０年，她家的２５亩地平均亩产达到２５０公斤，总产比原定目标还增加５００多公斤。
单增家也是村里的困难户，他父母双亡，兄妹６个均不善理家，自己长期放羊也不通农事。新党员边巴诺杰承包了他家。边巴诺杰身兼副村长、会计和农业技术员三职，是个能干的小伙子。他说：“单增家不缺劳力，就是缺少技术。”他在备耕、选种、农药拌种、施肥、播种、田间管理等几个节骨眼上手把手地教。秋后一算，单增家４６亩地，平均亩产２８６公斤，总产比责任目标多５００多公斤，自己的庄稼也没误，平均亩产３２０公斤。
我们去时，正赶上边巴诺杰的岳父次巴赶着自家的骡马帮单增家踩场。我们问边巴诺杰的岳母，一年到头这么帮助单增家，您有意见吗？也是朗生出身的老阿妈和善地笑了：“意见倒没有，就是担心他家达不到目标，我们完不成任务，也给当党员的孩子丢脸。”
我们曾问过许多村民，是否知道什么叫社会主义？回答有多种，其中说得最多的一条便是“共同致富”。一位生活窘迫、也属“双低户”的普赤大姐试探着说：“今年帮助我们摘掉‘双低’的帽子，也是社会主义吧？”
１９８７年秋天，拉萨发生骚乱不久，班觉伦布村的村民和江孜各个村的村民们一起，在一片锣鼓声中赶着马车到县粮站出售商品粮。乡亲们说：骚乱分子妄图把西藏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我们偏要向国家多卖粮、卖好粮。
（附图片）
上图：昔日的朗生次巴自家有了新房。左图：边巴诺杰的岳父次巴正赶着自家的骡马帮单增家踩场。远处是宗山古堡。　卢小飞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