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黑暗走向光明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战士作品

从黑暗走向光明
高钦民
一九四八年中秋节过后不久的一天晚上七点来钟，包围济南的人民解放军开始总攻了。我当时还在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当兵，开始来的命令是：“守住阵地，不能后退，谁要后退，就挨枪毙。”可是，打了还没有多大一会，又接到了个命令：“停止射击，马上换防。”每人发了个红袖章，结果也没看到一个接防的，队伍就集合了，整营、整团地撤出了火线，大家迷迷糊糊到了黄河边，这才知道部队起义了。
过了不久，连部来了个人，身材不高，胖胖的，满脸笑容。背着个打得很整齐的黄被包，挂包上挂着个用白布包起来的瓷碗，口上还缝了个鲜红的五角星。
晚上点名时，连长介绍说：“这是李指导员。”我吃了一惊，心里想：“指导员还背被包吗？”就很注意地把他从头到脚看了一遍：一点也不恶，脸上红红的，还老带着笑，那里像个官，简直和大兵一样。但是思想上对他总有些害怕，看见他就想躲着走。
第二天，我到井上去打水洗衣服，挑着水桶走到井边的大树跟前，抬头一看，那个李指导员正在井上磕叱磕叱地洗东西。我赶忙放下水桶，轻轻地慢慢地往回走。走的远一点，估计他看不见了，三步拼成两步跑回屋子，一进门大家就问：“你挑的水呢？”我气忿忿地说：“在井边！”“为啥不挑来？”“指导员在那里洗东西，等他洗完了再去挑；谁要等不得，谁就去，现在我可不去。”大家也和我一样，没有一个敢去的。只是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指导员还要洗衣服呢？过了一会，指导员笑着挑着水来了，大家不由一愣，都很惊奇地说：“指导员，你怎么给俺挑水来了，这不行，你是指导员！”他说：“没关系，我每天都要挑水的。”他笑着抓住我的手问：“你怎么回来了呢？”我瞪着眼结结巴巴地说：“见你……在那里忙着，我，……我才回来的。”他问我姓什么，我告诉了他以后，他就拍着我的肩膀说：“你还认为我们像国民党军队那些当官的吗？不是，我们都是亲爱的同志，是老百姓的队伍……。”说的我心里热呼呼的。以后他就每天到各班去跟大家谈话。时间长了，大家要有什么困难就自动去找他，不管什么时候找他，他都是和和气气地对待我们，什么问题都尽力给我们解决。他对同志们真像亲兄弟一样。有一次，李魏齐、邹斌诚和我三个病得很厉害，鼻孔里光流血，指导员怕我们传染别人，就给我们三个另找了个房子，住到一边，别人虽然也来端水送饭的，可是谁也没指导员照顾我们的好。他叫李文清去把医生找了来，还把自己半年没舍得化的津贴费拿出来买了些糖、鸡蛋给我们吃，待一会就来问问：“你们想吃点什么？咱想办法买。”这时我就翘起身子想说几句感谢的话，可是我看着铺头上的鸡蛋，桌子上的糖、橘子和石榴，还有饼干。心里一酸，话也没说出口就掉下了眼泪。
我想起了我被国民党抓兵时的情形，我想起了在反动军队中痛苦的生活。
那是一九四六年的秋天，豆子快熟了，我和母亲到地里去看了看，那豆荚都黄的鼓着肚子，真喜人！母亲说：“这二亩豆子打下来，除了拿粮和留出过冬的，就扯几尺布给你和弟弟做棉袍子。”我一听要给我和弟弟做棉袍子，心里真高兴！就跳跳蹦蹦地向家里跑。刚一进门，心里就激愣一下子，看见保长和狗腿子李二在俺院里坐着。父亲在一旁脸色变得雪白，我不知为的啥。等母亲走进来时，保长就把他那肥胖的猪脸一仰说：“婶子！上一回没叫咱家出兵，这回可该咱家出了，你看谁去？”他看到我妈没啃气就说：“叫二弟去吧！”母亲结结巴巴地说：“老二还小，再等两年不行吗？再说我还离不了他。”保长就立刻翻了脸，把手中的“文明棍”向地下一戳说：“不行！这是中央军的命令，谁敢违抗！个子小可以当勤务兵，跟我走！”我一听说“走”，就一下子扑到母亲的跟前哭起来了。我哭，母亲可没哭，她呆了，直瞪着眼，嘴唇上流出血来，滴在我的头上，我一看母亲气的把嘴唇也咬破了，我就不哭了，对母亲说：“妈！你不要难过，我去吧！反正咱穷人是没办法的，我死了还有弟弟呢，将来总会有出头的日子！”从此我就离开了温暖的家。和我同时被抓的，还有玉明叔，春民哥等二十一个人。
一天夜里，我们被送进了城内一座大院子里，院子里黑压压地挤满了人，都是被抓来的兵。过了一会，走来一个反动军官，手中拿着根藤子，他把人们从院子里赶出去。我刚走了两步，就觉得天旋地转的眼前发黑。我问玉明叔：“我怎么头昏眼花的呢？”这样一问，玉明叔的眼里掉下泪来，他说：“你几天没吃饭了？”我心里很不自然地回答：“两天多了。”玉明叔说要背着我走，我想：“他不是也没吃饭吗？”就不让他背，自己慢慢地走，走到大门外集合场子里，点了名，很快地补进了队伍，从此，就开始过牛马不如的生活了。
在“遭殃军”里是没一点自由的。我们班里十二个人，其中有七个是我们一道被抓来的，但是从来也不准我们谈一句话，出来时都有人看着。有一天下午，刚出操回来，我们七个人凑在一块说话。这时，蛮子班长就气汹汹地跑来不问青红皂白把我打了一巴掌，硬说我们要开小差。当时就把我绑起拷问我，要我供出准备逃跑的情况。我死也不说，最后，他们把我关在一个草棚子里，耽了三天，拉屎、撒尿、吃饭、睡觉都在那里面。幸亏他们出发，才把我放出来回到班里。行军就挑子弹，驻下就挖工事，一有差错，不是骂，就是打。真是有话无处说，有苦无处诉。这种生活一直过到起义时候。
而现在，当官的也再不会打骂我们了，弟兄们也互相亲热得多了，指导员又对弟兄们这样好，我们病了，他照顾得真比自己家里还细心周到，这使我怎么能不感动呢？
不久，团里来了信要我到后勤警卫排去工作，我就自言自语地说：“我可不去！到那里没有这样好的指导员。”排长怎样说我也是不去，和我一块起义过来的副连长说：“这是命令，不去不行，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正说着，指导员笑嘻嘻地摸着嘴来了，他把我叫到他那里，给我端了碗水，也没说这是命令不去不行，只是说：“今天是革命部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到哪里去都是一样，不是从前了……”我说：“指导员你对我太好了，我不愿离开你。”指导员说：“不是我对你这样好，是毛主席要我对你这样好的，整个部队都是毛主席教导出来的，谁也会对你这样好。”我思想上有点通了，指导员见我没吭气，又说：“要有什么问题再来找我，保证给你解决。”我说：“指导员，假若那里不好，我一定回来呀！”指导员只笑着。吃过午饭，我到了后勤警卫排第二班，一进门大家都抢着给我拿背包，搬凳子、端水，班长拿出烟，小阎买了些花生米，还有给我打铺的，这倒把我弄傻了，他们怎么这样客气，指导员说的倒是真的。我心里马上就考虑：“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真是到哪里都是一样，要在反动军队里去个新兵，还得干上几天苦力呢，打水、扫地，碰着还得给班长洗衣服，洗得不好都得挨骂、挨揍……。”
一九四九年渡江以后，我发起疟疾来了，发烧到了四十来度，两天没吃啥，也真把我烧迷糊了；在铺上只吐，那时没有痰盂，班长看我要吐了，来不及找东西，就把自己的新手帕，用手托着放在我嘴边接住，我用手挥动着不想吐，可不由自己就“哇！”一声吐了他一手帕，等我吐完了他才拿出去，别的同志赶快扶着我，端水给我嗽口。班长回来又买了一斤大苹果，我心里很过意不去，就说：“班长，你的手巾叫我弄脏了，你用啥？还买这个来……。”班长轻声地说：“手巾脏了不要紧，你好好地休息吧！”
晚上大家睡的挺香，班长总是起来看几次，给我盖被子，放蚊帐，还用手灯照照蚊帐里面有没有蚊子。这些事都感动得我流泪。我病好了以后他还帮助我学习，没有笔用，他就借给我一枝新民牌的钢笔，要是指导员上了课出讨论题我们不懂，他总是详细地解释。这时我才又想起我临走时李指导员说的话：“今天是革命部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到哪里去都是一样。”真一点也不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