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辜负了人民给我的信任和荣誉 宋云彬的发言 [复制链接]

第12版()
专栏：

我辜负了人民给我的信任和荣誉
宋云彬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李先念、薄一波两位副总理和其他几位负责同志的报告，并建议大会予以通过。
我是浙江省选出来的代表，一九五二年起一直在浙江工作。我做了浙江省人民委员会的委员，政协浙江省委员会的副主席，浙江省文联的主席。我又是民盟浙江省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最近在浙江，我是以省文联主席的身分，开头来召开座谈会，号召大放大鸣的。随后我又在省委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多次发表意见。由于我多年来一贯骄傲自满，放松了学习，我脑子里原来有的一些比较进步的思想全给资产阶级思想挤掉了，我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我丧失了立场，迷失了方向，在鸣放期间我的一些言论和行动，都站到右派方面去了。我在浙江号召大家多提党的缺点，说什么“意见提得越尖锐，墙就拆得越快”。我利用鸣放机会，竟对党的一些缺点加以夸大，用来损害浙江省委领导同志的威信，说浙江省委领导同志不懂文艺，一贯轻视文艺工作，同时又在“新民报”发表攻击浙江省党领导同志的文章。我一时竟以领导浙江鸣放者自居，认为只能放，不能收，缺点愈暴露得多愈好，认为浙江日报上暴露得还不够，居然写信给“文汇报”社长徐铸成，叫他派记者到杭州来收集鸣放材料，大量揭露。我在浙江省委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还公开表示不同意人民日报“这是为什么”的社论，认为这篇社论是阻碍鸣放的；公开说不同意王昆仑同志对章伯钧的批评，实际是为章伯钧作了辩解。我在这一个时期的种种言行，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不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的。我不可能在这里列举事实，详细检讨，好在浙江的民盟同志正在尽量揭发我的种种错误言行，我回去要作实事求是的自我检讨，我相信人民会给我以最公正的裁判的。我犯下了许多原则性的、政治性的错误，我辜负了几年来党对我的培养、教育和信任，我辜负了人民给我的信任和荣誉。我要在这里向人民认罪。
我为什么今天还敢在这里发言呢？因为我已经彻底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我痛恨，我惭愧；但我决不愿自绝于人民，我有决心站起来跟自己的错误思想作斗争，而更主要的是要同右派分子划清思想界线，坚决地揭露右派分子的种种罪恶阴谋，跟右派分子作斗争，同时也救出我自己。我受了这一次惨痛的教训以后，我一定跟着共产党走，加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逐渐改变我的世界观，做一个头脑清醒、立场坚定的人，珍惜我有限的未来的岁月，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而贡献出我的一切力量。我现在初步地把我犯错误的思想根源挖一挖：我是一个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我要求民主和自由，那时候，我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做共产党的外围，跟许多党员同志契合无间地一道工作，我的言论和行动确是站在进步一面的。可是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我的思想跟不上时代，远远地落后了。在这个时期，民主和自由的含义根本跟以前不同了：不仅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更重要的是民主和自由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但是我没有能够深切地了解到这一点。我向往于过去的悠闲自适的士大夫生活，不愿意用社会主义的纪律来约束自己，因此对于新的社会制度感到不习惯，甚至有抵触情绪。又凭借了一点点的文化和历史知识，夸耀自己，轻薄别人。口头说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也看了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实际上却因为自己的思想、观点和立场没有改变过来，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总是抗拒的，学不进去的。因此，看一切问题都从个人利益出发；对于目前种种新事物，往往只看到缺点，即使看到了优点，也认为应该如此，不足歌颂，而一看到缺点，就过分加以夸大。像具有我那种思想、观点和立场的人，在目前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怎么会不掉进右派分子的泥坑里去呢？
各位代表，前几天民盟中央召开的整风座谈会上已经有人揭发浙江有罗隆基的“据点”。我是民盟浙江省委员会的副主委，我虽然不知道这个“据点”的内幕情况，我却觉得浙江民盟作为罗隆基的一个“据点”是大有迹象可寻的。我回浙江去，首先要把自己的错误言行摆出来，把自己的思想根源挖出来，让大家批判，让人民给我应得的惩处。同时我要坚决地投入反右派的斗争。我们要攻破罗隆基的浙江“据点”，拔掉这个“据点”。
我在这个庄严的讲坛上向大家表示：我已经幡然悔悟，愿意接受改造。我要用行动来改造自己，将功赎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