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发挥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加速穷队赶上富队 [复制链接]

第1版()
专栏：社论

充分发挥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加速穷队赶上富队
人民公社运动的胜利，加速了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原来经济发展较慢的生产队（大体上相当于过去的高级社），即我们通常称为的穷队，发展速度更是惊人。1959年，我国农村实现公社化后的第一年，全国的穷队中已经有三分之一，即七万多个穷队赶上了富队；又有三分之一的穷队，达到了一般队的水平；只有三分之一还没有摆脱穷队地位，但它们的经济状况，也已经有了一定的改善。这是一件具有深刻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的大事情。我们应当在这一伟大胜利的基础上乘胜前进，充分发挥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进一步加速穷队经济的发展，使更多的穷队赶上富队。
“穷”和“富”这两个概念，只是一种比较的说法，只是形容这一部分比那一部分较穷些或较富些而已。这种穷富差别的性质，同旧社会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所造成的穷富悬殊是根本不同的。我国农村中地区之间、公社之间、生产队之间“穷”、“富”差别，只是由于这一部分的经济发展速度快一些，另一部分发展速度慢一些而造成的经济水平高些低些的差别。无论经济发展速度较慢的“穷区”、“穷队”，还是经济发展较快的“富区”、“富队”，它们的经济状况同解放前比较起来，都已经毫无例外地好得多了。我们且不从政治方面和社会制度方面论述旧社会加在广大劳动农民头上的惨无人道的黑暗统治和这种统治给广大农民造成的奴隶式的生活，这是全国农民记忆犹新的；只从农民收入方面考察，就可以看出，广大农民的生活已经有了极大的提高和改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农民的平均收入增长了30％；在1958年和1959年两年间，每年又都比上一年增长了10％左右，这样的速度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史上是空前的，世界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村经济发展史上也不曾有过。当然，这决不是说我国的农村经济已经很富裕，或者说我国农村已经有一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了很富裕的水平。不能这样说。从全国农村经济状况看，包括那些比较富裕的地区和单位在内，我国农村经济还是比较穷的。当然，这种比较穷的状况正在迅速地变化着。也可以肯定，随着农业生产的继续跃进，特别是机械化运动的迅速发展，这种比较穷的状况会更快地消失。但是在目前，我国农村的生产水平毕竟还是比较低的，我国农村经济状况毕竟还是比较穷的。只有当一切可以使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的生产活动都实现了机械化，我们才能够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农业生产目前这种比较落后的状况，才能使我国农村的贫穷面貌彻底改观。因此，无论是现在比较穷的地区和单位，或是比较富的地区和单位，都应该千方百计地发展自己的经济，比较穷的地区和单位更需要以最大的努力和更高的速度发展自己的经济。
我国农村收入的差别，有这个地区与那个地区之间的差别；在同一个地区之内，又有这个公社与那个公社之间的差别，或者这个生产队与那个生产队之间的差别；在同一个生产队内，各户之间的收入也有差别。本文论述的主要是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差别。这种收入之间的差别通常相差一倍左右，相差最高的达到两倍到三倍，低的也有40％到50％。收入低的生产队，每个劳动力一年收入只有一百五十元上下。收入高的生产队，每个劳动力一年收入可以达到五百元、甚至六七百元。形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很多。比如土壤好坏，耕地多少，无霜期长短，有无水利或水害，多种经营还是单一经营，以及作物布局和国家经济建设的影响等等，都是造成经济发展速度快慢，农民收入高低的原因。但是，最根本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这些地区和单位的干部和农民群众的革命干劲。我们是辩证唯物论者，即承认客观条件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因而在进行工作中尊重客观，严格地从客观实际出发，按照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办事。但是，我们同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论者相反，认为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作用是一个极其伟大的力量，在许多场合，经过人民群众的积极努力，客观条件是可以改变的，客观规律是可以被认识、被掌握，使它为人民造福的。譬如农业生产上无霜期长短对作物生长的影响问题，在目前我们的确还很难使无霜期短的地区延长无霜期，但是我们可以采取另外的办法避开或减少无霜期短的不利因素，来发展那个地区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比如尽可能加速作物的成熟期，或者充分发展有霜期植物和霜冻对它不起作用的植物，这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克服有霜期长的不利因素。又如土壤不好，这可以通过土壤改良来解决；无水利或有水害，又可以通过水利工程建设来克服；耕地少更可以通过充分利用土地潜力，增加复种指数，实行套种间作，以及利用一切空地和大力开荒等等办法来解决。总之，这一切看来是很难改变的客观不利因素，都是可以通过人民群众的努力来加以改变的，而不是天老爷注定了的命运。
至于造成经济发展缓慢的其他因素，如经营单一，没有发展多种经营，则完全是那里的领导人的干劲问题。我国自然气候条件良好，地上地下的物质资源多种多样，适宜于农林牧副渔各种经济的发展。只要鼓足干劲，千方百计地想办法，各个人民公社都是可以把多种经营很好地发展起来的。我国任何地区都存在着发展畜牧业的条件；有水的地方就可以发展渔业；树更是到处能种活的，可以发展林业、水果业、蚕桑业等等花样多、收入大的经营。农林牧渔都是可以综合利用的，其产品都有初步加工的需要，都可以大力发展。其他的副业如砖瓦砂石等等建筑材料，随着国家和公社经济建设的发展，需要量正在成倍地增长，各地人民公社都可以大量发展。一般被称为没有工业开采价值的小量矿藏，公社或生产队开采，既增加了国家财富，也增加了公社和生产队的收入。多种经营，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有条件进行的，问题在于领导人，在于领导人是否采取积极态度，敢想敢干地去多经营几项，还是顽固保守，不去多经营。
另外还有一些因素，也影响着地区间和单位间的经济发展速度，造成收入之间的若干差别。譬如处在大中城市、工矿区周围和铁路、河流、公路两旁的农村，由于它们的产品能够迅速运往城市，因而售价就会高些；借助于城市的先进生产技术的方便条件，它的副产品的利用率也大些。而距城市和交通线较远的农村，不仅一切产品都要经过较长路程的运输，花去更多的运费，而且有许多新鲜产品如蔬菜、水果、水产等等容易发生腐烂损失。两相比较，当然城市工矿区周围和交通线附近的农村收入要更高些，这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级差地租的来源。现在，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中，已经不存在这种所谓级差地租和城市附近地价高等等问题了。同时，国家征收农业税和其他税收，也不存在这种差别。因此，这种差别对农村经济发展速度和农民收入的影响就更加显著地显现了出来。这是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是由于土壤、气候和生产经验以及国家整个经济建设布局等因素而形成的作物分布，比如粮食作物区、经济作物区等等，也使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发生某种程度的差别。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工业原料作物的迅速发展；由于全国物价稳定，特别是粮价稳定，这就形成了经济作物区和产粮区之间收入高低的差别。这两种情况造成的农村间收入的差别，不是农村领导人的干劲能够完全解决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布局问题，它将在整个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过程中，在国家交通运输事业进一步发展和农业机械化运动的过程中，逐步地得到完全的解决。但是，这并不是说农村领导人和公社社员群众就无能为力了。经过努力和采取有效措施，这种差别还是能够缩小的。有些地区采取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的办法，增加了自己的收入；有些地区大兴道路，使交通运输状况大为改善，增加了收入；更多的地方大办工业和农产品加工，不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更提高了农副产品的利用率，也增加了收入，等等。
由此看来，干劲是解决经济发展较慢和收入较少的一个关键，这一真理不仅为公社化后大量的穷队赶上富队的事实所证明，在1958年公社化以前，也出现了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全国闻名的河北省遵化县王国藩同志领导的“穷棒子”社，地处深山大沟间，刚成立农业社的时候，全社只有“三条驴腿”。但是，他们有一股很大的干劲，远在1956年即高级合作化第一年就大大地改变了穷困的面貌，粮、棉产量提前十一年实现了“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社员每人平均收入达到了一百一十四元四角，每户平均收入达到了五百三十六元九角，超过了过去富裕中农的生活水平。山东省莒南县厉家寨乡大山农业社也是一个例子，这个社也处在山区，他们以愚公移山的精神，1956年战胜了穷山恶水，克服了二十年来最大的水灾和七十年来最大的风灾，也改变了贫穷面貌，使大部分社员的收入超过了富裕中农的水平，毛主席曾称赞他们说：“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其他地区也有很多这样的农业社。
当然在公社化以前，在高级社的领导下，虽然有许多农村迅速改变着原来的贫穷面貌，但是，由于高级社组织规模较小，受经营单一等局限性的影响，同现在人民公社化后的情况比较起来，这种变化无论在速度上、程度上就显得大为逊色了。公社化以后的第一年——1959年，全国已有三分之一左右的穷队，赶上了富队的水平。有些发展快的地区，如吉林、山西、广西、辽宁和上海等地，已经有三分之二的穷队赶上甚至超过了富队的水平；三分之一的穷队达到了一般队的水平。目前的穷队虽然还没有赶上一般队和富队，但也有了很大的改善。据海南岛地区的东山、南丰等四个公社的调查，公社化以前富队（即原高级社）同穷队的收入相差84％，现在已缩小到58％，而且这些穷队的收入水平，都超过了公社化前一般的高级社的水平，接近了公社化前比较富裕的高级社的水平。1959年这四个公社中的仍然被称为“穷队”的生产队的收入，每人平均四十八元五角，而公社化以前的一般队的平均收入，每人只有四十一元，富队也只有五十五元多一点。
公社化以后，所以能够有这样大量的穷队赶上富队，最重要的当然是这些穷队的干部和社员大鼓干劲的结果。但是还有一些重要的因素，这就是国家的大力支持，富队的大力援助和人民公社对穷队从各方面的支援。党和毛主席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提出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基础，制定了“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以后，国家从各方面加强了对人民公社特别是对穷队的支援。1959年国家发放了十亿元的巨额农业生产投资，并且供应了大量的农业机械、化学肥料和其他的农业生产资料。今年国家对公社的生产投资又比去年增加了50％，达到了十五亿元，各种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量也有了更大的增长。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广大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风格大大发扬起来了，广大富队对穷队给予了无私的援助，进行了共产主义大协作，这也是穷队迅速改变面貌的重要原因。吉林省蛟河县新农人民公社的巴虎、兴农两个生产队，过去由于人力物力单薄，无力兴修水利和购买排灌机械，年年有上千亩的水稻因缺水减产。1959年春天，在富队援助之下，修建了水库，并买了一部柴油抽水机，生产迅速地发展起来，社员收入赶上了富队。人民公社的建立，为穷队迅速改变落后面貌创造了空前有利的条件。人民公社规模大，人力物力雄厚，不仅可以派坚强的领导骨干到穷队去“驻点帮助”，在政治上、组织上加强对穷队的领导；也能够在人力、物力上给予大力支援。由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特点，由于人民公社实行着“统一领导，分级核算”的制度，更能够在作物布局、生产安排方面对穷队给予照顾和方便，让穷队多种植一些收入更大的作物，帮助他们多发展一些收入更大的多种经营。江苏省妙桥公社陶家桥、洞湾等穷队，在公社的统一领导下，各个生产队进行共产主义大协作，修建了一条年久失修的渠道，由于这项农田基本建设工程的完成，使一万多亩稻田解除了水涝灾害，1959年虽然遭受了八十多天的旱灾袭击，两个队的水稻都获得了空前大丰收，都赶上了富队的收入水平。
当然，应当强调指出，穷队赶上富队主要还是靠穷队的自力更生，靠穷队的决心和干劲。国家的援助数量尽管年年增长，但分到每一个穷队的数量毕竟还是不太多的；富队的支援和共产主义大协作尽管在党和公社的统一领导下正在愈益高涨，但是，我们的人民公社现在所实行的毕竟还是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本的三级所有制，穷队不能也不应该过多地无代价地使用富队的支援。因此，我们一方面提倡富队要大大发扬共产主义风格，支援穷队，另一方面又要鼓励穷队自力更生，注意实行互助互利和等价交换的原则。这不仅对穷队迅速改变面貌，同时对富队发展生产和促进整个农村经济的全面地迅速地发展，都是有利的。
大量的穷队赶上富队，不仅是一个关系着广大群众生活改善的大问题，也是促进我国整个农村经济更好更全面地跃进的重要因素。只有更多的穷队的经济发展赶上了富队，我们才能够使我国整个的农村经济发展到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这是一件具有巨大经济意义的事情，也是一项光荣的政治任务。今年，我们应当采取一切有效措施，使全部的穷队都赶上一般队，使更多的穷队达到富队的水平。我们相信，只要更好地运用国家大大增加了的援助，充分发挥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开展共产主义大协作，进一步发挥富队支援穷队的共产主义风格，加上穷队广大干部和社员鼓足干劲，实行苦干、实干、巧干，我们一定能够胜利完成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