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上的一场大讨论发扬了新思想批判了旧意识　社会主义各行各业不分高低贵贱 商业和服务业肩负重任岗位光荣 [复制链接]

第1版()
专栏：

　　《北京日报》上的一场大讨论发扬了新思想批判了旧意识
　　社会主义各行各业不分高低贵贱
商业和服务业肩负重任岗位光荣
本报讯　商业、服务业是不是“低人一等”？《北京日报》最近时期就这个问题组织广大读者展开了一次热烈的讨论。历时三个多月，这个思想讨论形成一次联系实际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和生动活泼的阶级教育。
这个讨论的中心内容是反对轻视商业、服务业的错误思想，提倡尊重和热爱这些劳动、全心全意做人民的勤务员的正确思想。在整个讨论过程中，受到广大读者的热情支持。参加讨论的不仅有商业、服务业的新老职工，而且有工人、农民、学生、教师、工程师、医务人员、机关干部和解放军官兵等。在这场热烈的讨论中，他们给报社写来稿件、信件有三千多封，有的提出问题，有的畅谈认识和体验，也有的三番五次写信，针对各种论点阐述自己的看法。许许多多读者利用报纸，民主地、平等地讨论问题，摆事实，讲道理，许多人通过讨论提高了思想觉悟。
二月六日，《北京日报》发表商业职工李宝玉的来信，题目是：“一位新售货员的苦恼”。这封信说，商业工作是“低三下四地伺候人”，是“受气”的职业。编者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普遍意义，决定组织广大读者积极发表意见，集思广益，共同探讨。有一些商业、服务业人员同意李宝玉的意见，并举出了一些具体事实。但是，更多的人不同意这种意见。他们根据亲身的经历，分析了新旧社会“伺候人”的不同本质，有力地说明社会主义社会里各行各业之间是平等的，相互服务的。
从事理发行业三十七年的北京四联理发馆老技师高在宏，以自己过的“二十四年牛马，十三年主人”的生活，作了生动的回答。他说：把商业、服务业看成“伺候人”“低人一等”的思想，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剥削阶级思想的残余。这位五十三岁的老理发师，回忆解放前的情景说：老板拿我们当牛马，在社会上更是一点地位也没有。那些老爷、太太、公子、小姐，还有军阀坏蛋，把自己不劳而食看成“光荣”，把“伺候”他们的劳动人民却视为“下等人”，叫我们是“臭剃头的”。给他们理发，真是满脸陪笑还难得“伺候”好。他说，今天的青年人没有身临其境，很难体会。高在宏说：解放以后，我才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是个真正的人，人人平等，大家都是同志。我“伺候”工人、农民兄弟，为大家服务，这是我为建设社会主义尽力。有的读者用阶级观点来论述新旧社会服务对象有了本质上的变化。他们认为：“今天说‘伺候人’是伺候谁呢？不是伺候工人、农民，就是干部、学生，这不就是为人民服务吗？”有的读者着重分析了所谓“受气”的问题，认为顾客同售货员之间发生争执的原因很多，不能笼统地说售货员“受气”。无轨电车售票员彭厚芝，以亲身经历的事实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双方发生争执的情况下，服务人员首先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尽量做到互谅互让，不为一点小事“以牙还牙”，是新社会同志间应有的关系，也是服务人员应有的道德修养。这种意见受到许多商业、服务业人员的赞同。
参加讨论的其他行业的人员，以顾客的身份，要求尊重售货员、服务员的劳动，反对那种对商业、服务业人员的资产阶级老爷态度。
半个月后，《北京日报》发表了读者安峰的两次来信，使讨论又深入一步。他从另一个角度提出商业、服务业工作“低人一等”的问题。他说，社会上的工作既有繁简之分，就决定了贡献的大小和地位的高低；他认为商业、服务业工作是“简单之极”，所以从事这一工作贡献就小，地位也低。有的读者同意安峰的意见，并提出知识青年从事商业、服务业工作是“十年寒窗付流水”，是“屈才”。许多的人不同意这种说法。一些老售货员、老服务员，以自己从事商业或服务业工作几十年的实践，论证这些行业的工作并不是“简单之极”，更不是“没有什么可学”。有的工人、工程师和解放军官兵也参加论战，大家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形成整个思想讨论的高潮。
在这段讨论中，广大商业、服务业人员根据切身的体会，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社会分工的确存在着繁简的不同，但没有高低贵贱的区分；一个人能不能对人民作出较大的贡献，取决于劳动态度，只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任何工作都能为人民做出贡献。工作繁简决定社会地位高低贵贱的说法，实际上是轻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北京东城区掏粪工人白忠玉，在一篇题为《香和臭》的文章中，深刻地表达了自己对劳动的看法。他讲述旧社会的悲惨遭遇之后，表明自己十几年来为什么自愿去干“越来越不济的差事”，先扫街，后倒脏土，最后自愿报名掏大粪。他是怎样想的呢？“这工作是一人脏，万人净”。他说：“一个有觉悟的人，先要从思想上分清香臭，只要我们思想不臭，只要我们勤勤恳恳为人民工作，在人民眼中，我们就是香的。”他叙说了这样一些事情：一年夏天，在鼓楼大街一家居民的厕所掏完粪，背着粪桶在门口等粪车。这家主妇再三再四地让他们进屋去喝水。那会儿正是热头上，站在屋檐下还像火烤着。他们坚持不进屋，那个主妇就把茶碗茶壶送出来。当他端着精致的茶碗，喝下凉开水时，不由得呆呆地想起掏粪工人时传祥说过旧社会阔人家拿喂猫的碗给他喝水的故事。还有一回，粪车开到一个胡同口，有群孩子正在玩耍，有个孩子看见粪车来了就喊：“快跑！”一个戴红领巾的孩子马上拦住说：“你干吗瞧不起人家？这是轻视劳动。没有叔叔们掏粪种地，你吃什么呀？”这些事实，最生动地说明了新旧社会对劳动和劳动人民截然不同的态度和看法。
读者杨春旭在《知识青年参加商业服务业劳动是好事》的文章中，进一步论述了所谓“屈才”的问题。他从我国文化教育的普及和发展着眼，指出中学毕业生从事商业、服务业劳动，是许多青年就业的正常途径。这不但不会“屈才”，而且大有可为。还有不少青年售货员、服务员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了他们是怎样克服了“屈才”、“没前途”的错误认识。
两个月后，报上又发表了小学教师白灵的意见。他认为青年人不愿意当售货员、服务员、农民等等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有朝气、有理想。青年人究竟应该树立什么样的理想？有了革命理想还要不要个人理想？从事商业、服务业、农业等平凡的劳动，与远大理想是不是矛盾？个人的理想跟革命的实际需要发生矛盾的时候怎么办？这些问题，成为第三个阶段讨论的中心。
许多读者认为：一个人不该无大志，更不能只满足于安心工作；在平凡的劳动岗位上，青年人同样可以有理想。理想是有阶级性的。在我们社会里，每个人应该树立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远大理想，反对追求个人名利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理想，因此个人的理想一定要服从革命的理想，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有的读者指出，理想必须同社会需要结合起来，必须与眼前工作结合起来，否则只能流于空想。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脱离体力劳动，成名成家才是理想。在怎样对待理想的问题上，两种看法、两种态度十分鲜明，反映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世界观的分歧。
大多数读者认为：个人理想，归根到底是要为革命需要服务的。看来，最好的办法是回到实际中来，干哪一行就爱哪一行、钻哪一行，通过这样的途径去实现理想。北京市一些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如北京市第三建筑公司木工李瑞环、密云县河南寨公社下屯大队大队长、团支部书记萧庆森、朝阳区东坝供销社售货员韩瑞兰、西山试验林场工人杨秀岚等都给报纸写文章，针对白灵的论点，阐明他们是怎样在自己平凡的劳动岗位上树立起远大理想的。
这次讨论也引起一些教师和家长的注意。有些教师来信，讨论究竟应该把青年教育和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有些家长来信，讨论对子女去当售货员、服务员或农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和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玮瑛合写的《送儿子支援农业最前线》的文章，北京回民学院教师王玉敏写的《教育者必须受教育》的文章，分别就这些问题谈了亲身的体会。
当这场思想讨论结束时，《北京日报》连续发表六篇社论作为结论。这些社论针对讨论中的主要问题，着重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商业的性质和作用，进而论述了产生轻商思想的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并指出当前反对轻商思想，是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商业战线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思想建设任务。同时，社论还指出知识青年参加商业服务业工作后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的重要性，反对“学而优则仕”的剥削阶级思想，提倡尊重和热爱劳动，希望青年人服从革命工作的需要，树立远大的革命理想，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这次讨论，深受群众欢迎，是一个发扬新思想、抛弃旧思想的群众性自我教育的活动。有的读者说，“大伙出题目，大伙说对不对”是这次讨论的特点。讨论期间，北京日报编辑部还组织过多次座谈会，得到许多商业、服务业职工和领导干部的支持，他们帮助编辑出主意，提供情况，引导讨论。
这次讨论和为此连续发表的社论，已经在北京地区引起广泛的注意。许多商业、服务业部门在广大职工中组织讨论和学习。许多商业、服务业人员反映，这次讨论批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轻商思想，给商业、服务业人员鼓了革命干劲，增强了工作的信心。有的老售货员看了讨论的文章以后，深感肩负培养教育青年一代的重大责任。许多人表示：安心干一辈子商业、服务业工作，争取在平凡的劳动岗位上，做出出色的成绩来。（附图片）
右图：北京菜市口美味斋餐厅服务员卢桂珍，是去年的初中毕业生。她来到饭馆后，工作不挑不拣，热心为顾客服务。这是她正在接待顾客。王一波摄（北京日报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