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同意对《北国江南》的批评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我不同意对《北国江南》的批评
　　朱烨
看了人民日报七月三十日发表的，以《应当严肃认真地来评论影片〈北国江南〉》为题的汪岁寒、黄式宪两同志的文章后，我不能同意这篇文章对这部电影和一些影评提出的批评。
我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也是电影的热心观众，当《北国江南》最初上演的时候，我就兴奋地看了这部片子，后来又高兴地读了不少同志推荐这部电影的文章（其中也包括汪、黄两同志提到的马林等同志的文章），我也和马林等同志一样，感到这部电影尽管存在着某些明显的缺点（如女共产党员银花的形象塑造得比较粗糙，富裕中农董子章的转变尚不能令人信服等），但这仍然不失为一部好电影，几个主要人物的塑造是成功的，给人们很大教育意义。
下面想就文章中提出的几个问题与汪、黄两同志进一步讨论。
一、关于“阶级斗争”的问题
汪、黄两同志在文章中说，这个“影片表面上是写了‘阶级斗争’，然而，影片绝大部分篇幅描写的，却只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嚣张活动以及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人们并看不见革命人民对他们的斗争。”是的，汪、黄两同志也说了，阶级斗争总是敌对的，两个阶级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但这是不是就是说，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在我们的电影、戏剧中，就要少一些揭露敌人的阴谋诡计和恶毒的野心呢？如果不这样做，是不是就是冲淡了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的冲突，有损于正面人物的塑造呢？更多地暴露敌人的阴谋诡计和卑劣手段，就是使人们“看不见革命人民对他们的斗争”呢？
电影是一种艺术，和其他文艺作品一样，描写正面人物，可以直接通过正面人物的活动来描写，也可以用反面人物来衬托、加强。反革命分子钱三泰是一个极端阴险狡猾的敌人，解放、合作化、生产的发展……都使他恨之入骨。要发展生产，就要解决水的问题，人们打井，可是他破坏；春耕畜力正紧张，他想毒死骡子、马；他处处挑拨富裕中农董子章来反对社长，给合作社的工作造成障碍。表面上他是一个老老实实、安分守己的社员：一早就起来拾粪；打井也积极参加；把用“借刀杀人”的方法怂恿董子章毒死骡马说成是“酒后胡言”，是“开玩笑”，反革命分子为什么要这样处心积虑隐藏自己？这不正说明他惧怕革命人民的力量吗？他怕董子章，怕董子章揭发他；他更怕社长吴大成，害怕革命人民对他专政！我们的力量愈强大，敌人的破坏就会更加隐蔽，难道不是这样吗？那末，又怎么会得出“……只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嚣张活动以及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人们并看不见革命人民对他们的斗争”哩！此外，这部电影也不是象汪、黄两同志文章中说的“只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嚣张活动以及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对小旺的资产阶级思想和董子章为了个人利益不惜损害集体利益的极端个人主义，影片不是一开始就给予讥讽和鞭笞的吗？打井遇到困难，人们都躲到窝棚里休息，有人讲怪话、泼冷水时，共产党员吴大成不是坚决地带头给予回击吗？难道这些不都是反映了阶级斗争吗？
至于谈到董子章的转变，说是富裕中农受到“良心”谴责，这种看法也是不对的，象富裕中农董子章这种人，主要的恐怕还是从个人利害关系上来考虑自己的抉择的吧！当他意识到毒死骡子、马，凶手是他董子章，想到反革命分子要“借刀杀人”，才看穿钱三泰这条“毒蛇”，因而痛恨他，进而揭发他。董子章的这种转变，在客观上虽然是对革命有利的，可是在主观上，他并不是站在贫、下中农的立场上去痛恨反革命分子的。
总之，这部电影教育了人们：“在与大自然作艰苦斗争的同时，不要忘了残酷的阶级斗争！”看了这部影片，我自己感到是上了阶级教育的一课。
二、对正面人物的描写
汪、黄两同志认为，社长吴大成主观上想干革命，想把工作做好，愿意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但是他的缺点实在太多，而且性质相当严重。程度如何？文章接着说：“他十分缺乏阶级斗争的观念。……其次，他也脱离群众，一味蛮干，处事简单粗暴，甚至不懂得要给群众安排烧饭的时间……”还说，“当我们看到群众都离开了他，只剩下他一个人在井下咬牙掘土时……我们对这个人物的所作所为，……实在很难感受到什么‘强大的精神力量’。”看了这些话，使人感到文章的作者实在对劳动人民太缺乏真正的感情了。
吴大成是影片中着重描写的正面人物。正面人物的塑造，目的在于通过他，给人们树立榜样，使人们受到鼓舞，增添力量。我觉得影片中的吴大成是起到这个作用的。吴大成是在解放前夕才开始接触党的，受党教育的时间不长，参加斗争的经历少，因而，对狡猾的阶级敌人认识不清，思想比较麻痹，性情急躁，容易发火，处理问题简单等，这都是他的缺点，所以工作中出现了一些问题，甚至犯了一些错误，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也可以说是年青干部中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对于这些缺点，我们是抱着满腔热情、给予帮助的态度，还是“幸灾乐祸”的态度呢？当我们看到吴大成一个人还在打井，我是被他的顽强精神深深感动的。所谓“不懂得要给群众安排烧饭的时间”也仅仅是个别群众（甚至可以说是落后群众）说的怪话，这怎能就说是吴大成的脱离群众的严重缺点呢？吴大成立场鲜明，处处维护贫、下中农的利益，生产劳动他走在头里。哪里困难他出现在哪里，社干部和多数社员都紧紧地团结在他的周围，怎能说他脱离群众呢？难道人们打井遇到困难都走了，他一个人还坚持打井就是脱离群众了吗？难道他和落后社员一样丢下铁锨不干了，跑回家里睡暖炕才是不脱离群众吗？不！正如马林等同志所说的那样，我觉得吴大成是一个忠心耿耿、浑身是劲、全无私念、敢于斗争的共产党员，虽然在他的身上也存在着一些缺点，甚至犯了一些错误，但他却是我们青年人应该学习的榜样。年纪轻，不怕；经验少，不怕；有缺点，不怕；犯错误，也不怕！只要立场鲜明，坚决向着党指引的方向前进，会在不断的斗争中学习和提高。
没有缺点的人是不可想象的，正是千千万万象吴大成这样的“普通的”农村基层干部，他们虽然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也可能犯一些“错误”，但正是通过他们，广大的贫、下中农认识了党、了解了党的政策，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地改变了和正在改变着我国广大农村的面貌，在与大自然和阶级斗争中，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三、是“中间人物”还是积极分子？
汪、黄两同志说：“影片中的绝大部分人物，包括处于正面地位的角色，实际上是一群不好不坏的‘中间人物’，……只知道发火打架、哭哭啼啼、乱糟糟的一群‘芸芸众生’”，文章中把一贯勤勤恳恳、和社长合作得很好、遇到运雷管的危险任务能挺身而出的副社长郑万全说成是“跟着吴大成后面瞎忙”；年纪已经很大，完全可以“退休”做“五保户”，但仍积极负责打井定标的老汪头是“懵懵懂懂”；朝气勃勃、干劲冲天、敢于与不良现象坚决斗争的明新、凤兰、桂芬也是一无是处……这就是汪、黄两同志对积极分子的评价。
文章中还说：“尤其令人奇怪的是小旺，他的父亲受尽地主压迫剥削，……他是在吴大成这个革命家庭中长大的。这样的青年，本来应该成为一个革命的接班人，谁知竟会如此莫名其妙地就被他那位富裕中农的大伯董子章拉了过去……”认为小旺的形象是不真实的。奇怪的不是小旺被拉了过去，而是文章的作者竟然认为由于小旺的父亲受尽地主压迫剥削，小旺就不会变坏，难道一个人的出身就能给他的一生作了保险了吗？这不正是极端错误的“自然红”的想法吗？按照这种推论，《年青的一代》中的林育生，《千万不要忘记》中的丁少纯……都是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的，完全是剧作者虚构的人物了。
小旺一贯作风不够踏实，爱虚荣，以及后来羡慕大城市生活，贪图享受，甚至想从农村偷偷跑到城市……这样的描写有什么地方不可信的呢？一些青年的堕落不就是从好逸恶劳开始的吗？象小旺这样的青年，不正是资产阶级想复辟所寄托的“希望”吗？当然，小旺可以成为一个革命的接班人，但这不是在他欣然同意与伯父——富裕中农对饮或到了堂姐的“富丽”的房子里流露出羡慕眼光之时。当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愿意在农村中干一辈子，并做出一些成绩（在大丰收中也有他的一份功劳）的时候，我们不是很高兴地看到革命队伍中又增加了一个接班人吗？
总之，汪岁寒、黄式宪两同志的文章虽然大谈什么“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反映时代精神”等等，但在分析影片中的主要情节和主要人物中却给予歪曲，对片中的正面人物的缺点，不是抱着满腔热情、积极帮助的态度，而是处处看不顺眼，一无是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