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倡“写中间人物”会使社会主义文艺变质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提倡“写中间人物”会使社会主义文艺变质
北京起重机械厂工人　张洪元　赵刚　杨光　冯淑芳
邵荃麟同志说，很多作品中的英雄人物，“尽管写的职务不同，但性格相似”，“都是红脸，人家就不爱看了。”他还给我们的作品扣了一堆帽子，说什么“单纯化”、“教条主义”、“机械论”等等。在打了这一顿闷棍之后，便抛出了他自己的法宝：“写中间人物”。
根据邵荃麟等同志的说法，“中间人物”主要指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摇来摆去的人，介乎好人与坏人之间的人，唯利是图自私自利的人，等等。据说，“广大的各阶层”都是这样的人。我们想问问邵荃麟同志：你给我们工农兵扣这样大的帽子，究竟调查研究了没有？且不说整个国家的工农兵群众，就以我们工厂（这在全国来说，倒确实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工厂）为例，在一九五○年由三十几个人一盘烘炉起家，到现在已经是一个具有现代化设备的大工厂，由开始五十个人抬一块钢板到机械化、自动化的操作，由生产低劣的门锁、三通、弯头到生产五吨、十五吨、二十五吨吊车，难道取得这样大的成绩，是靠了那些“中间人物”吗？如果“中间人物”占多数，怎么会出现大寨、南柳？怎么会有大庆油田？解放军怎么会涌现那么多五好战士、四好连队？如果“广大的各阶层都是中间的”，他们都有那么多“旧的东西”，都背着那么重的“精神负担”，全国怎么会出现大跃进？奉劝邵荃麟等同志：你们还是下来看一看吧！是钢是糠，不能光凭卖嘴，应该看看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的实际情况。到了那会儿你们就会发现：对社会主义三心二意的“中间人物”，恐怕只有你们自己！
我们承认，在我们工人当中，并不是个个先进。从运动起始的一个阶段来看，先进的是占少数，后进也占少数，大部分是处在中间状态。但这种人中的大多数，只是思想认识一时不清楚的问题；绝不是动摇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立场不稳的问题。而且在比、学、赶、帮的运动中，我们工人群众总是不断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努力找出这种差距，总结经验，然后拿出力争上游的干劲迎头赶上，在车间、在小组，在各部门，到处都是一片你追我赶的局面。这样，不仅中间状态时时变化，就是先进和落后两部分，也是时时变化着的。但这种变化，就总的运动来说，是一步步向前挪动的，就是说，不断地出现新的先进与后进，新的中间状态，如此反复，以至无穷。正是这种情况，才促进了我们事业的发展，就全国来看是这样，就一个工厂或一个车间来看，也是这样。这种情况，完全符合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和邵荃麟等同志“中间人物”的论调，毫无共同之处。
邵荃麟等同志说的那类“中间人物”完全是另一类人物，他们不是上面所说的运动发展过程中处在先进与落后之间的中间状态人物，而是徘徊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人物。这种“中间人物”，实际上也不能保持他们的“中间”立场，他们的思想不管多么“矛盾”、多么“复杂”，总有主导的一面，在对待这样那样的事情上，他们的言论或行动，总是要表现出一定的阶级倾向性。我们应该用阶级观点去分析这类人物，不应该搬出“中间人物”这样一个特殊概念，来模糊人们的阶级视线，造成混乱。其实，许多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论，都爱玩这套把戏：先从概念上制造混乱，然后混水摸鱼，大贩私货。邵荃麟同志的理论也有这个特点。请想一想：在他这个特殊概念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界限没有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思想的界限也没有了。从他这个大杂烩般的概念里，拍卖一些装点“社会主义”色彩的资产阶级思想，不是挺方便吗？既能遮人耳目，又能获得“实利”。看起来，他这个概念和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的观点，可真算是不谋而合。“合二而一”是不要革命，邵荃麟同志的“中间人物”论也是不要革命的。
邵荃麟同志搬出这么个特殊概念，要作家大写特写“中间人物”，现在我们就进一步看看他要这样做的实质。我们说，徘徊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人，好坏不分、立场动摇的人，“无利不起早，见利盼鸡啼”的人，所有这些人，在我们人民内部虽然有，但只是极少数，而且我们还应当看到，这些人并不能永远徘徊，永远动摇，永远坚持他们自私自利的思想而不受到批判。实际生活告诉我们，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这些人不仅也在变化着，而且一般说来，总是朝着好的方面变化的。文艺作品当然也可以写写这种人，但在“怎么写”的问题上，邵荃麟同志暴露了他和我们的根本分歧。第一，我们认为，文艺作品在描写这种人时，应该按照他们本来的面目去写，正确地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弱点，同时尊重生活的辩证法，写出他们的转化和发展（这里并不排斥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也有变坏的可能），通过这种描写，向读者赞颂和鼓吹不断革命。《创业史》里的梁三老汉就是这么个人物，因为柳青同志把他放在了一定的阶级关系中去描写，通过梁生宝等新英雄人物坚持的正确道路，批判了梁三老汉对合作化的动摇，同时也细致地描绘了这个人物在革命中的心理变化和思想趋向，因此对这个人物的描写，有一定的批判意义和教育意义。邵荃麟同志和我们相反，他不希望正确地描绘这类人物的本来面目，而是一味地夸大他们的“矛盾”、“动摇”、“精神负担”等等“旧的东西”，他因为自己同情和欣赏这种东西，不但不愿意把这看成是可以扔掉和应当扔掉的，反而鼓动作家用他那种照相式的“现实主义”把这些统统记录下来，好向读者开放一个五花八门的资产阶级思想展览会。就这样，在他这架特种照相机面前，这些奇形怪状的人物都被“定”了象，他们一动也不能动了，读者休想在他们身上嗅出一丝一毫的革命气味。邵荃麟等同志不是要通过“写中间人物”来教育“中间人物”吗？那么好吧，大家都来欣赏、同情这种“中间人物”，都来向这些“中间人物”看齐，都不要革命了吧！第二，这是最重要的，我们认为，我们广大工农兵群众的先进人物和英雄人物应该占据文艺创作的主要地位，上面说的那些人物只能当做一种陪衬来描写。邵荃麟等同志则要在文坛上来个改朝换代，把我们工农兵群众的英雄人物和先进人物统统轰下去，换上他的大批大批的“中间人物”。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想多说几句。
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就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矛盾，有矛盾，就有斗争，有革命。我们工人阶级、贫农下中农，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一切革命力量，不断地打退资产阶级和各种反动势力的进攻，推动着历史前进。我们工人阶级和全体革命群众，是矛盾的主导方面，代表着时代的主流、决定着时代的本质。邵荃麟同志既然口口声声说要写矛盾，就应当写重大的社会矛盾，特别应该写矛盾的主导方面——革命的工农兵群众，写他们的斗争，写他们在斗争中的革命英雄主义。只有这样做，才真正能够有现实主义的深度，反映出时代的主流、时代的本质。不然的话，嘴里喊“现实主义深化”，实际上只能歪曲和丑化现实，是地地道道的反现实主义的“深化”。他的所谓写矛盾，只是对重大的社会矛盾躲躲闪闪，坚持唯心主义的矛盾观。建立在这种矛盾观的基础上的文艺创作，只能导致不要革命。例如《李双双》这出戏，主要表现李双双和喜旺之间的矛盾斗争，这是两种不可调和的思想之间的矛盾斗争。因为这出戏突出表现了李双双这个新人的新品质，表现了她对喜旺那种“和稀泥”的、不好不坏的“中间立场”的坚决斗争，才使得矛盾朝好的方面转化：李双双代表的无产阶级思想克服了喜旺代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喜旺进步了，他们开始了新的生活。我们说，这样来处理李双双和喜旺的关系，才决定了这是一出社会主义的戏，才跟我们现实生活里的矛盾本质上一样。倘若照邵荃麟同志的意思办，说矛盾集中在“中间人物”身上，为了“反映矛盾”，就着重表现喜旺这个人，让他主演这出戏，那不一下子就演砸了锅吗。那还会是一出社会主义的戏吗？取消了李双双的主导地位，喜旺自己能转变、能革命吗？观众看了这样的戏，能激起革命的要求吗？毛主席说：“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矛盾论》）。转换了矛盾的主导面，事物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李双双》的主角换成喜旺，这出社会主义的戏就要变质，在创作中就不能反映真正的社会矛盾，弄到最后，就一定闹成取消革命。取消革命，就是等于给反革命让路，为反革命帮忙，让它们复辟。这是阶级斗争的辩证法。倘若邵荃麟等同志的主张得逞，把我们工农兵英雄人物和他的“中间人物”来个大掉位，我们整个社会主义文艺也就非变质不可！我们十分盼望作家们创造出更多更好的英雄人物，用实际行动粉碎邵荃麟等同志的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