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出政治　小厂办大事　上海德新冶炼厂党支部书记兼厂长陈鑫煜同志的报告（摘要）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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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突出政治　小厂办大事
　　上海德新冶炼厂党支部书记兼厂长陈鑫煜同志的报告（摘要）
编者按：上海德新冶炼厂原来是一个被资本家统治的所谓“垃圾工厂”，我们党把它改造成为革命化的社会主义企业。这个只有七十多人的小工厂，几年来生产了一些国家需要的尖端产品。
国家需要硫酸锌，他们就从废料中提炼出硫酸锌。用户需要铝粉，他们就排除万难炼出了铝粉。用户需要高质量的铝粉，他们就千方百计制出了高质量的铝粉。真正是用户有求，他们必应。
这个小工厂靠什么取得这样大的成绩呢？靠洋设备吗？他们没有。靠洋技术吗？他们也没有。他们靠的是政治，靠的是人。任何设备和技术都是人创造的。有了高度觉悟的人，就会创造出适合自己需要的设备和技术。而这样的设备和技术，在自己的条件下，常常是洋设备、洋技术所无法代替的。
大庆人说：“不靠天，不靠地，靠的是毛泽东思想，靠的是无产阶级志气。”德新冶炼厂的情况也是这样。
大庆甩掉了我国石油工业落后的帽子，靠这个。德新冶炼厂甩掉了落后企业的帽子，也靠这个。中国人民要甩掉“一穷二白”的帽子，也一定要靠这个。
只要突出政治，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我们就会无所不有，无所不能。象大庆这样的大企业是这样，象德新这样的小企业也是这样。
新华社二十二日讯　全国工业交通战线先进人物代表、优秀的党支部书记、上海德新冶炼厂党支部书记兼厂长陈鑫煜同志十八日在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全国工业交通政治工作会议扩大会议上作的“突出政治、小厂办大事”的报告，受到了全体代表的热烈欢迎和极大重视。
上海德新冶炼厂是个只有七十多人的小厂，但由于这个厂的党组织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守无产阶级阵地，发动和团结全厂职工，与城乡资本主义势力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击退了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把一个原来被资本家统治的“垃圾工厂”，改造成为革命化、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企业。一九六五年上交给国家的利润相当于全厂固定资产的六倍，还生产了新产品。
薄一波副总理在陈鑫煜同志报告后讲了话，他说：“一个小工厂在文化程度不高的青年工人同志领导下，搞出了这么多新产品，又创造了全国最高的劳动生产率（每人每年十二万元）。它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带方向性的问题：我国工业发展应该走什么道路？我国工业建设是实行大中小并举，大工业可以而且有些已经搞出大名堂，而中小工业特别是小厂情况怎样呢？它们并不落后，而且不断向大企业大工厂提出挑战。德新冶炼厂就是一个代表。它不论在创造发明方面或者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都做出了它同行业的大厂所没有做到的事情。
自古以来，世界上很多奇迹，往往是人们所谓的‘下层阶级的小人物’，知识不高的所谓‘愚蠢’的人所创造出来的。处在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有毛泽东思想，有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创造发明无论如何会比过去任何时代都多。
小城市小工厂不但因为它小，而且因为它‘穷’，就更可以解放思想，更有所作为。象上海德新这样小厂，我国到处都有，只要用毛泽东思想把它武装起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紧紧依靠群众，相信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就可以创造奇迹，就可以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陈鑫煜同志的报告摘要如下：
资本家千方百计想拉拢我，被我拒绝了。党组织向我指出：要提高警惕，不要上当。
我原是一个工人，一九五七年党派我到上海德新冶炼厂当公方代表，后来担任党支部书记。
德新冶炼厂，是一九五七年由十八个手工业作坊合并起来的。当时有职工一百四十多人，其中资本家、小业主就有二十多人。全厂没有一个党员。主要是利用炼钢厂、机械厂的边脚废料生产有色金属。全厂没有一台机器，只有墩炉、鼓风炉、手风箱；操作用的是石臼、木斗等工具。周围居民称这个厂是“垃圾厂”。工人绝大部分是文盲，由于受资本家的压榨、欺骗、挑拨，在工人内部有派别斗争和迷信活动。如在炼铜时要烧纸求神，规定妇女不能上炉灶，说妇女上了炉灶就炼不出铜。
这个厂虽然很小，但是阶级斗争很尖锐。资本家当中有少数人违法活动非常严重，前任公方代表就是被这少数不法资本家拉下水的。我初到这个工厂时，工人看到我很冷淡；而几个资本家对我倒很亲热，千方百计想拉拢我。有个资本家说：“陈代表是第一个党员代表到我们厂里来，我们很荣幸，以后是一家人了。我是很要朋友的，有什么问题可以对我讲。”又问我有什么爱好？喜欢看什么戏？向我宣传看戏要看那些名角，上那些饭馆吃什么名菜。一听到我欢喜看电影，他们马上就去买了一张电影票送给我，被我拒绝了。
当时，厂里条件很差，没有食堂，工人都端着饭盒在车间里吃饭。资本家对我说，车间里吃饭不卫生，拉我到他房里吃，并且为我备了精致的饭碗。我没有去，我讲我是工人，仍和工人一起在车间里吃饭。有一次，上级公司召开会议，我和私方一起去参加，中午在饭店吃饭时，资本家叫来了一桌酒席，一定要请我吃饭，我坚决不吃。过了几天，资本家的小老婆又几次来拉拢我，都被我严加拒绝。我把这情况及时向上级党组织汇报。党组织指出，要我提高警惕，不要上当。
白天参加劳动，晚上同工人睡在厂里，在劳动中我和工人接近了。
当时，工人不理我，工作开展不起来，我心里很焦急。我想，这个厂的工人实在太落后了，后来想想不对，怎么能说别厂工人好，我们这个厂工人都落后呢？我仔细想了又想，还是找到了自己思想方法、工作作风上的毛病：党提拔我当干部，我没有首先向老干部学习艰苦朴素的作风，而是先买了一套新衣服，一双新皮鞋，经常两只手插在口袋里同工人讲话，这样和工人有了距离。第二天，我就脱下了新衣服和皮鞋，换上了工作服，白天参加劳动，晚上同工人睡在厂里。在劳动中我和工人接近了。
有一天，我帮助老工人胡兴友淘铜，边劳动边和他谈家常。我说：“胡师傅，你这样大的年纪在旧社会受苦一定很深，我虽然年纪比你小，我也吃过不少苦。从小就讨饭，十三岁在地主家当长工，为了逃避抽壮丁，又逃到上海，当过搬运工，拉大车，后来进了中原冶炼厂当电解工。一九五二年，我参加了‘五反’运动，民主改革，觉悟慢慢提高了，入了党。去年我还是工人，是党和政府派我到这里来当公方代表的。”这个老工人看着我说：“原来你也是苦出身。我受苦太多了，一言难尽”。他又说：“上海虽然解放了，可是我们这个厂还没有解放，现在还受资本家压迫。不久前，老板娘还拍桌子骂我；每次评奖，工人评不上，都评资本家；更气人的是资本家做寿，还要我们工人送礼、叩头。”我听了很气，但是，工人和我讲知心话了，我感到很高兴。以后其他工人也三三两两的凑上来同我谈心了，使我进一步了解厂里和资本家的底细。
要把生产搞上去，首先要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划清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的界限。
当时我想，这个厂过去没有经过民主改革，要把生产搞上去，首先要补好民主改革这一课，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划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思想的界限。比如工人受了旧社会的影响，炼铜要请“太君”，烧纸钱。这个迷信活动不破除，群众的觉悟不提高，生产怎么能搞好？怎样才能使工人不信“太君”呢？这时，我想到毛主席的教导，不能用简单的命令去解决这个问题。毛主席说，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因此，我反复向群众进行宣传。老工人胡兴友说：“我在旧社会，到了年初一，就花钱烧香求老爷，想生活好些，但是年年求，生活反而一年不如一年。解放后，我不烧香，生活一天一天好了。”经过反复教育，工人的觉悟慢慢提高了。大家认识到翻身解放要跟共产党走，信“太君”没有用。
在这个基础上，我又把厂里的女工调到炉子间去帮助工人装料、出铜，这样过了个把月，任务完成得很好。通过这件事，工人也认识到所谓妇女不能上炉灶，是旧社会的影响，不信这一套了。
厂里几个资本家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把工人分成河南帮、湖北帮、绍兴帮，分化工人的团结。当时，掌握实权的资本家是河南人，熔铝车间河南工人的福利待遇就特别高。别的资本家就煽动绍兴帮、湖北帮的工人抓河南工人的小辫子，生产上互不协作，工人动不动就打架。我想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从根本上提高工人的觉悟，我一方面向群众宣传天下工人阶级是一家的道理，另一方面，做个别人的工作，特别是做重点人物的工作，启发他们回忆对比，揭露资本家的阴谋手段。这些同志的觉悟提高了，就开团结会，由他们现身说法。绍兴帮的工人说：过去我们认错了人，把自己的阶级兄弟当仇人，把资本家当亲人，上了资本家的当，现在老陈帮助我们提高认识，今后要加强团结，搞好生产。河南帮的工人也表示，要把不合理的福利待遇取消。后来工人们就把福利待遇逐步统一起来。接着，我又组织大家互相学习技术，开展生产竞赛，使工人之间的团结逐步加强。
他是我们的阶级弟兄，他的思想落后，不能怪他，主要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
对一些思想比较落后的工人，我就耐心帮助他们提高觉悟。曹光聚同志是全厂闻名的大炮，最会吵架，我做报告时，他就在下面骂我，说我是卖狗皮膏药，叫工人不要听我的，还说再讲下去，要揍我一顿。我想这个人这样胡闹，送去劳动教育也够条件。后来我了解到他也是苦出身，从小失去父亲，河南闹灾荒时，流浪到上海，在旧社会吃尽了苦，冬天连棉被都没有。由于在旧社会无依无靠，得不到温暖，长成了坏脾气，动不动就骂人打架。我想，他是我们的阶级弟兄，他的思想落后，不能怪他，主要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以后我就主动关心他的思想和生活。有一次，他生病在家休养，我访问他，他很紧张，担心厂里会把他开除。我安慰他，要他静心休养，还请了医生给他治病，又把工资送到他家里。经常和他谈谈革命的道理，对比新旧社会的不同。有一次，在谈话中触动了他的思想，他激动得哭了起来。说：“我在旧社会生了病就被资本家开除出厂，现在我生了病，干部这样关心我，我决不能对不起党。”他的病还未痊愈，就到厂里来上班。我们照顾他做轻便工作，他却拣重活做。我又不断向他进行教育，告诉他不光是要积极搞生产，而且还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他就积极参加学习文化，看了许多革命书，下了决心要改掉坏脾气，跟上新形势，争取做个共产党员。从此以后，他有很大转变。不仅不同别人吵架，而且埋头苦干为大家做好事，每天早晨提前到厂里来把各车间的生产准备工作都做好，拣旧木料为大家做洗脸架子，用旧麻袋为各车间缝了挡风的门帘。还对别人做思想工作。群众说他前后完全变了两个人。后来，工人就选他当工会宣传委员。一九五九年入了党，现在已经是党支部副书记了。
现在工人不再是做资本家的牛马了，工人翻身当主人，腰杆子要硬起来。
还有一个被资本家压得不敢吭一声气的“老好人”，叫王新敬，他是个对什么人都不得罪的“老好人”。有一次，我主动同他谈谈家常，他很紧张，说：“你们开会的情况，我没有告诉资本家”。我看他很紧张，就没有再说下去。后来，我又不断接近他，才知道他在解放前穷得连老婆都养不起，解放后生活才慢慢翻了身。我对他说：“现在工人不再是做资本家的牛马了，工人翻身当主人，腰杆子要硬起来。”以后有什么会议就请他参加。本来，由于资本家用小恩小惠拉拢他，使他觉得资本家还不错，经过教育才逐步懂得了这是资本家的一种剥削手段，觉悟提高了，胆子也大了，敢于站起来揭发资本家的种种罪恶活动。他在生产上也表现很积极，处处爱厂如家。一九六○年他当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几年来一直是五好工人。
还有一个老工人叫程阿双，原来是在资本家家里当佣人，公私合营后，在厂里当炊事员。这个同志工作很积极，但觉悟不高，会象奉承资本家一样奉承我。后来，我经常向她讲革命故事，组织她参加读报组，请她参加厂里的各种会议，着重解决她低人一等的思想，启发她树立主人翁思想。她看到我们这样平等对待她，非常感动，她说：“多亏党教育了我，使我懂得了翻了身，要抬起头来做主人。”她并表示一定要把食堂办好。从此，她想各种办法了解工人的口味，改进伙食。她又积极学习政治和文化，很快提高了觉悟。一九五九年程阿双入了党。
工人的觉悟提高了，眼睛擦亮了，资本家的罪恶活动就被揭露出来了，群众与他们进行了斗争。同时，党的力量也扩大了，先后发展了十四个党员，一九五八年我们成立了党支部。
工人觉悟提高了，就要闹生产革命。
工人觉悟提高后就要闹生产革命。我们这个“垃圾厂”，原来都是笨重的体力劳动，劳动强度很高。熔炼工人在一千多度高温的墩炉房里操作了半小时，就头昏脑胀，气喘心跳，非得躺在泥地上休息一下不可。淘铜工人在冬天双手泡在冷水里淘铜砂，寒彻骨髓，真是冷在手上，痛在心里。老工人胡兴友，祖辈三代是淘铜工。他说，“我们吃了几辈子的苦，再不能让下一代再吃这个苦了”。他坚决表示，一定要把落后的操作改成机械化。他和工人从兄弟厂搞来了一台报废的石磨，自己动手设计、改装，把碾碎淘铜搞成了机械化，效率提高了十几倍，节约了二十七个工人。
淘铜工作改成机械化后，熔炼工序还是笨重的体力劳动，跟不上生产需要。我们又组织工人到上海冶炼厂参观，工人到厂里一看，机器都是大家伙。大家说：我们看了洋的，但是自己要搞土的，搞出自己用得上的炉灶。他们不会设计绘图，就用烂泥来捏模型。几十个人一起动手，一共捏了三十几只，大家一边讨论，一边改进，搞成了大家满意的土平炉模型，根据金属熔炼的温度不同，排成一条龙。火力低的地方炼铝，火力强的地方炼铜屑，最强的地方炼铜砂。烧开水的同志一看，要把烧开水炉灶也合在一起；炊事员同志也说，你们都“合作化”，我也不能单干，要求也捏一只炉灶加在旁边，利用炉火余热烧开水、烧饭。这样，一只炉子就可五用。模型出来后，有人说这种炉灶不行，有人说行。怎么办呢？我们开支委会讨论，把它肯定下来，决定自己动手砌土平炉。当时没有耐火砖，我们就到一些大厂去拣报废的耐火砖，干了三天三夜，终于把土平炉砌起来了。熔炼工序的产量从原来每天炼一吨提高到了十吨；过去要三十个人，现在只要十一个人就够了；煤耗也大大减少，过去熔一吨铜要一千多公斤，现在只要二百公斤；过去熔一吨铝要一千七百公斤，现在只要八十公斤。
又有一次，我们搞技术革新需要一台喷煤粉机。同工人商量后，他们说：我们自己想办法把喷煤粉机搞出来。于是，根据本厂生产特点大家动手分开搞。有的搞进煤的部分，有的搞喷煤的部分。苦干了几天几夜我们搞好了一台土喷煤粉机，小巧灵活，效率很高。
路走得对，一定要坚持走下去。
我们不仅自力更生，大搞技术革新，改善了劳动条件，还主动找任务，扩大品种，满足国家建设需要。工人们说：过去我们在垃圾里淘出铜，但垃圾中还有其他宝，我们一定要把所有的宝都找出来。后来大家发现进厂的边脚废材料中还有硫酸铵，如果能够把这些硫酸铵提炼出来，就是支援农业的重要物资。但当时我们又没有这笔试制费，怎么办？大家就到兄弟厂去找来一些废旧材料，七拼八凑地搞起了一套土设备。最后还缺一只压力表，工人又想办法用一只洋泡泡（气球）来代替。压力大了，洋泡泡胀大了；压力小了，洋泡泡也缩小了，很灵光。大家说：洋泡泡比压力表还好。后来正式投入生产时，改用球胆代替压力表。这样，我们靠自己搞起来的土设备，提炼出了硫酸铵。
一个宝找到了，大家的劲头更足了，又在垃圾里找到了锌。硫酸锌是发展人造纤维急需的物资，我们国家生产不能满足需要，如果能把它提炼出来，多好！开始，我们在试验提炼时，总是用火炼的办法，几次都不成功。在困难面前，我们就请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干部来讲当时爬雪山、过草地克服困难的故事。大家听了，信心很足，说：前辈们为了革命流血牺牲，这才是真正的困难；我们现在要多动点脑筋，多流点汗，算得了什么！他们在长征时山里一条路走不通，就走水里一条路；我们现在回收锌，火里走不通，就走水里。于是，我们就到化工厂去参观、学习，试验用化学的方法把锌拿出来。没有试制费用，就用小煤球炉、面盆等进行试验，终于炼出了硫酸锌。但是这种硫酸锌的成本比较高，要一千多元一吨，而国家收购价格只有七百元。有的人怀疑说：“还是不要搞了吧！”我们就发动群众讨论，我们的路走得对不对？最后大家一致认为，路走得对，一定要坚持走下去。成本高，可以想办法降低。经过工人们大搞技术革新，现在我们厂每吨硫酸锌的成本已大大降低。
我们厂提炼硫酸锌只有十个工人，用的都是土设备，去年就生产出了五百多吨，今年要在不增加人的条件下扩大到八百吨。生产硫酸锌的设备不够，工人们就到大厂的废旧设备、材料中去找。最近，我们在一个染料厂里找到一种废旧设备很合我们用，就请求他们给了我们。我们把它拼拼凑凑安装起来，就可以把硫酸锌的生产搞上去了。
我们不是吃了老虎胆，而是学了毛泽东思想。
钢铁厂的铝粉，是提高铸钢成材率的重要材料，上海不生产铝粉。炼钢厂用的铝粉都要从外地运来。而我们厂里有的是废铝。既然国家建设上需要，我们就要生产。生产铝粉的技术难掌握，容易发生燃烧、爆炸。有的人知道了这件事，就说：这些人真是吃了老虎胆。工人说：我们不是吃了老虎胆，而是学习了毛泽东思想。大家在战略上藐视困难，在战术上重视困难，认真地进行反复试验。我们小厂没有试验室，就借大厂的试验室试验。试验成功后，领导上要我们进行小批生产，给钢铁厂试用，我们又没有设备。工人说：把大厂试验室里的设备搬到厂里来搞小批生产。与对方一商量，他们大力支持，我们就把他们的设备搬到厂里，马达底脚都没有安装，就开始生产了。样品一出来，要货的单位非常多。上级就拨给我们十二万元，要我们新建一个铝粉车间。我们小厂从来没有拿到过这么多钱，有些人的头脑就热起来了，要造一个朝南的车间，朝东的仓库。我们让群众讨论如何使用这笔资金的问题。许多工人都说：国家急需的是铝粉，又不是漂亮的厂房。我们要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国家的钱一元要当二元用。按照这个精神，我们不搞新的厂房，凡是自己能够搞的设备都自己搞，结果只花了二万多元，就建成了。多下来的钱全部上交给国家。这样做，有的人说我们是傻瓜，但厂里的工人却批评我们：再精打细算一下，二万多元也用不了，只要几千元就行了。譬如，设备上要一台空气压缩机，因为时间急，就花了一万多元买了一台新的，如果买旧的就不用花这么多钱。我接受了工人的批评，老老实实地向工人作了检讨。
后来，有一个科学研究单位需要一种质量很高的铝粉，也跑到我们这个小厂来要求协助。当时，我们搞出来的铝粉比较粗，离他们的要求很远。但是，当我们听了这个单位同志说这种铝粉的用途很大，国家正迫切需要时，都表示一定要把它生产出来。我们对这个科学研究单位的同志说：你们在旅馆里等着，我们立刻动手。他问我们要多少钱，我们说：不要钱。大家动了很多脑筋，在原有设备上作了一些改进，没有花什么钱，就把这种高质量的铝粉试制出来了。对方拿到这种铝粉很高兴，说要建议上级给我们投资。我们对他说：我们不要国家投资，你们以后有需要，尽管再来好了。
几年来，我们在党中央和市委领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四个第一，突出政治，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职工群众的头脑，人的精神面貌起了很大变化，工厂的生产面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九五七年，劳动生产率每人每年是一万四千多元，一九六五年达到十二万元；上缴利润一九六五年达到了一百二十一万元，相当于我厂固定资产的六倍。（文中插题是本报编者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