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批判影片《武训传》中引出教训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从批判影片《武训传》中引出教训
文化部机关革命战斗组织联络站
毛主席在《应当重视〈武训传〉的讨论》中指出：“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部影片的反革命实质是不要阶级斗争，不要推翻旧的封建统治者，反对革命，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武训，这个从“行乞兴学”到“放债兴学”的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一百多年来，一直受到反动统治者的颂扬。清朝朝廷给他“乐善好施”旌奖，为他挂匾、修祠堂，黄马褂加身，并宣付国史馆立传。北洋军阀段祺瑞、吴佩孚等人为他题词褒扬。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白崇禧、戴季陶和汉奸汪精卫之流为之歌颂传赞，蒋介石还亲自为他题书“独行空前，仁孚义协，允无愧于坚苦卓绝”的赞词。日本侵略者占领上海时期，伪华影公司曾为他摄制了一部名为《义丐》的影片，大事宣扬“武训精神”。一切反动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都需要象武训这样的顺臣和奴才，俯首听命地受其奴役宰割。所谓“武训精神”，就是不要反抗，不要斗争，死心塌地去给反动统治者当牛做马，并为他们宣传剥削有理、压迫有理的精神鸦片，来消弭人民革命意志，巩固反动统治。
这部反动影片的创作，开始酝酿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走向胜利的一九四四年，而正式投入拍摄则是在编导者被国民党政府派到美国好莱坞考察电影回来以后的第二年，即一九四八年。最后供拍摄的剧本是在美国写的，其中“梦境”一节显然受了好莱坞盛行的描写变态心理的影响。这部影片的编导者实际上是一个美国豢养的御用文人，影片也是首先由伪国民党国防部的中国电影制片厂摄制的。但是，人民解放战争的炮火使他们没有来得及把影片拍完。一九四八年冬，由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夏衍、阳翰笙等人支持的私营昆仑影业公司把剧本和已拍摄的部分底片收买过来，编导者也随之被拉入昆仑公司。剧本经夏衍、于伶等修改后，在夏衍的主持下，完成了这个从国民党反动派那里继承来的未竟事业，摄制出大毒草《武训传》上下集。一九五○年，影片经过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审定，准予公开上映。
《武训传》和《清宫秘史》这两株宣扬奴隶主义、投降主义的电影大毒草，差不多同时产生于中国历史上发生伟大变革的一九四九年前后，这决不是偶然的。
那时候，无产阶级正在建立崭新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而旧的反动统治者不甘心于自己的灭亡，随时准备卷土重来。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向何处去？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紧紧地抓住阶级斗争这条纲，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内，把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还是象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主张的那样，取消阶级斗争，竭力保持一切旧事物使它免于死亡，向反动的剥削阶级投降？
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抛出这部反动影片，就是为了适应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封建势力的需要，企图把中国拉回到资本主义，为被推翻的蒋介石反动政权招魂。
毛主席十几年前亲自发动的对反动影片《武训传》的批判，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是，长期盘踞在文艺界的、受到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指使与支持的周扬、夏衍等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顽固地反对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抵制对《武训传》的批判。他们千方百计为自己开脱罪责，一口咬定《武训传》的问题“是认识问题”；批判刚开始，周扬就写密信给上海的于伶，指示他“不可急躁鲁莽”，阴谋把这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拖延下去，走过场了事。从一九五三年九月第二次文代会，到一九六二年的宣教工作会议上，周扬反复叫嚷对《武训传》的批判“发生了一些偏向”，“一部分过左了”。这显然是明目张胆地攻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是可忍，孰不可忍！
毛主席于一九五四年指出：“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文化大革命中揭露出来的大量事实，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至今没有引出教训的根本原因，是文艺界十七年来被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他所支持的周扬、夏衍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专了政。
我们必须从对反动影片《武训传》的再批判中，引出应有的教训，这就是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一定要把被周扬、夏衍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篡夺了的文艺界的大权夺回来，把他们和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连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批深批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