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紧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疯狂扩军备战造成累累恶果　苏修经济严重困难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去年许多主要工业部门完不成计划，农业濒临破产，供应十分紧张，经济管理一片混乱　苏修叛徒集团惶恐不安，内部争斗更加激烈；苏修报刊发出一片哀鸣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加紧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疯狂扩军备战造成累累恶果
　　苏修经济严重困难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去年许多主要工业部门完不成计划，农业濒临破产，供应十分紧张，经济管理一片混乱
　　苏修叛徒集团惶恐不安，内部争斗更加激烈；苏修报刊发出一片哀鸣
新华社二十三日讯　本社记者报道：苏修叛徒集团一九六九年在国内加紧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疯狂扩军备战，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许多主要工业部门完不成计划，农业濒临破产，供应十分紧张，经济管理一片混乱。这一切都更进一步表明，苏修叛徒集团正在一天天烂下去，他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不好过。
目前，严重的经济困难笼罩着整个苏联，使苏修叛徒集团惶恐不安。苏修《真理报》一月十三日就去年苏修中央十二月全会和最高苏维埃第七次会议发表了一篇社论，羞羞答答地透露了苏修叛徒头目勃列日涅夫在全会上谈到的关于经济困难的“不幸”情况。社论无可奈何地哀叹道，“我们遇到了困难”，“某些部门年复一年地完不成任务”。在第七次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化学和石油加工等七个主要工业部以及好几个加盟共和国被点名批评。黑色冶金、煤炭、建筑材料、森林和木材加工等工业部也被报纸点名“批评”。在上述两次会议之后，苏修当局连续在各地召开所谓党的“积极分子”会议。苏修报刊透露说，会议参加者指出了“基本建设中的缺点，劳动生产率以及社会生产效率增长缓慢等缺点”。苏修各报为此都发出一片哀鸣。最近，苏联党、政、工、团领导机构联名发出一封信，要求各地企业“挖掘潜力”，以应付经济困难。
苏联一九六九年国民经济各项指标的增长率全面下降，主要工业产品完不成计划。据苏联中央统计局公布的材料，苏联一九六九年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从一九六八年的百分之七点五下降到百分之六，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从一九六八年的百分之五点二下降到百分之四，工业总产值的增长率从一九六八年的百分之八点一下降到百分之七，农业总产值不仅没有增长，反而下降了百分之三，石油、汽车、钢、电力、煤气、成品轧材、水泥、矿肥等主要工业产品的增长率也都比一九六八年下降了。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中的六个和公布的材料中提到的二十四个工业部中的七个都没有完成年度生产计划。在公布的七十多项产品中，钢、铁、成品轧材、汽车、拖拉机、水泥等三十多项没有完成原定计划，其中动力设备、冶金设备、机车、肉、糖等十七项产品甚至低于一九六八年的产量。
一九六九年，苏联燃料工业生产日益恶化。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国家计委主席巴伊巴科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不得不承认，生活用燃料和工业用燃料都“发生了困难”，虽然采取了“减少消费单位贮备的办法”，但是，仍有“燃料供应中断的现象”。《真理报》也承认“许多企业感到燃料困难”。
在基本建设方面，苏联中央统计局公布的材料表明，一九六九年基本建设投资比计划少完成“十九亿卢布”，建筑业“存在着严重的缺点”。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计划预算委员会主席罗津科在上述苏维埃会议上承认，基本建设中的“缺点清除得很慢”，“未完成的建筑工程量很大”。民族院计划预算委员会主席格拉西莫夫透露，有些企业的建筑时间不是“二、三年，而是十年或更长的时间”。据苏修报刊报道，车臣—印古希水泥厂从一九六○年起开始建设，“在九年内只完成了预算价值的百分之二十点八的工程量”。苏联重工业企业建筑工程部、工业建筑部、建筑部、农村建筑部都没有完成计划。
苏联工业产品质量低劣，废品率高，备件缺乏，达到了惊人的地步。这是苏修经济严重困难的又一反映。苏联财政部长加尔布佐夫说，在一些部门，“首先是机器制造工业”中废品很多。据苏修报刊透露，某农场得到的伏尔加格勒拖拉机厂生产的“地梯—七五M型”拖拉机“几乎所有的发动机使用一个月就报废了”。各种机器和备件“严重不足，质量低劣”。俄罗斯联邦平均每天有七万四千辆载重汽车因缺乏零件而停车。乌克兰共和国汽车运输系统，由于缺少“有时价格只不过几个戈比的配件”，就使得汽车变成了“废物”，“每天有一万四千多辆载重汽车、六千多辆公共汽车和两千多辆出租汽车要停下来修理”。各企业不得不派人到全国各地“寻找备件，为此花费不少国家资金”。《真理报》哀叹道，“我们的企业供应备件的情况实在坏透了。”
苏联一九六九年农业生产濒临着破产的境地。农业问题是苏修的不治之症。巴伊巴科夫供认，一九六九年农业遭受了“严重的损失”，“首先是谷物、棉花、油料作物和甜菜的生产计划没有完成”。惯于编造虚假数字粉饰太平的苏联中央统计局也不得不承认，一九六九年农业总产值计划不仅没有完成，反而比一九六八年降低了百分之三。按照苏修公布的大大缩小了的数字，一九六九年同一九六八年相比，谷物产量减少九百万吨，籽棉减少二十四万吨，甜菜减少二千三百三十万吨，葵花籽减少四十万吨，土豆减少一千零五十万吨，蔬菜减少八十万吨，奶类减少七万吨，羊毛减少二万五千吨。各种牲畜头数也减少了：牛减少一百五十万头，其中奶牛减少四十万头，猪减少一百九十万头。
苏联严重的经济困难，在市场上反映得最为明显：供应紧张，食品和日用品奇缺。《真理报》一月十三日的社论招认，“在供应居民畜产品方面（特别是大工业中心）出现了困难”。《劳动报》不得不承认，许多工人食堂里“没有肉”。其他报纸和杂志也哀叹“畜产品、特别是肉的消费，是不足的”。据报道，在今年元旦，连受到特别优待的莫斯科，在人们曾参观的二十家商店中也只有三家有牛肉卖，没有一家有鸡蛋卖。在苏联第三大城市基辅，国营商店中没有猪肉、肉罐头、家禽、蛋类出售。在莫斯科自由市场上，一斤猪肉合人民币二元九角多，一斤洋白菜合人民币三角二分多，一斤苹果合人民币一元六角多钱。在莫斯科等一些大城市，就连新鲜蔬菜也难买到，苏联一些报纸也直言不讳地承认，市场上“没有西红柿，没有小萝卜，没有大葱”。在莫斯科，人民要想买点土豆，也必须在天亮以前到自由市场去买。日常生活用品也是奇缺。苏修报刊透露，在苏联的一些城市，服装、鞋类以及某些文化生活用品和日用品都不能满足人民的需求，就连食盐、火柴、食糖等供应也时常中断。
一九六九年是苏修统治集团把以利润原则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的“新经济体制”推广于整个国民经济领域的一年，也是他们疯狂加紧扩军备战的一年。这给苏联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在经济困难面前，吵吵嚷嚷，一片混乱。当年，苏修曾经把这种复辟资本主义的“新体制”说得神乎其神，好象真的是挽救苏修经济困难的一付灵丹妙药。但是，“新体制”的全面推行，对于已经病入膏肓的苏联经济，不但不能产生“起死回生”的作用，反而给生产管理、价格管理、劳动工资管理等各方面造成了更大的混乱和破坏。今天，连那些过去为“新体制”大吹大擂，高唱“赞歌”的苏联报刊和苏修叛徒集团的“理论家”们也不得不为“新体制”唱挽歌了，他们抱怨说“过去几年经济改革期间，基本指标的增长速度，首先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下降了”，带来了新的“各种不协调现象”，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必须在现行的经济刺激的制度中寻找答案”，“这个制度的毛病起了很坏的作用”。这实际上就是供认从一九六五年开始推行的“新体制”的破产。《真理报》惊呼不能再“按老办法工作”，“要采取新办法和作出新决定”，并抛出了一个含糊不清的“提高社会生产效果”的口号，而且断定它是“真正的关键”，“决定性的战略方向”。然而，苏修统治集团内部对如何才能“提高社会生产效果”又众说纷纭，各持己见。有些人强调加强“国家杠杆作用”，另一些人则把“大力加速技术进步”放到“首位”，又有的人主张“调整新体制结构”，而这些人对如何调整和以什么为指标进行“物质刺激”则又争论不休。“杠杆”呀！“刺激”呀！“技术”呀！各执一词，莫衷一是。
社会帝国主义为了对外侵略，进行疯狂的扩军备战，急剧扩大军火生产，把经济纳入战争经济的轨道。勃列日涅夫叫嚷，“大量的资金”要用于扩军备战，这个问题“处于我们一切工作的首位”。这个家伙不得不承认“军备开支对我们的预算和国民经济来说是很大的负担”。苏联报刊叫嚷说，“事前使经济准备好进行战争，具有很大意义”。苏修为了使经济进一步军事化，最近一个时期叫嚷要加强集中控制，说“经济实力不会自行产生军事实力”，要学习过去的“经验”，成立一个“被授予国家全部权力”的机构对国民经济进行“极严格的集中”管理，把全国变成一个“统一的军营”。
苏联国内严重的经济困难，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末日将临的预兆，这使苏修叛徒集团惶惶不安，内部争斗更加激烈。最近，为了缓和国内人民的不满，为了推卸自己的罪责，苏修叛徒集团从中央到地方撤换了一批官员，苏联食品工业部长等人已成了苏修头目的替罪羊。现在，苏修叛徒集团正通过报刊大骂有人破坏国家纪律、计划纪律、财政纪律，责备这些人是官僚主义、地方主义等，并扬言要这些人负“法律”责任，叫嚷“不能宽容犯了过错和败坏苏联领导人名誉的人”，要以“内行的人替换辜负了信任的人”，等等。但是，苏联人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千古罪人不是别人，正是苏修叛徒集团，正是他们这一小撮窃国大盗要对破坏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负最大的“法律”责任，正是他们把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糟踏成今天的民穷财尽、经济凋敝的地步。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苏联人民是决不会饶过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