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港今昔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东京通讯

渔港今昔
五月四日，一批日本中型鲑、鳟挂网渔船，从北海道的钏路、根室等渔港出发，去北太平洋捕鱼。这是四月二十一日刚签订的“日苏渔业合作协定”生效后第一批渔船出海。当天的日本东京各报晚刊都作了突出的报道，给渔港描绘了一幅惨淡的景象：“这天，北海道是爽朗的五月晴空，风平浪静，是绝好的出海良辰”，但是，渔港里却是“没有生气的无声无息的出海风光”。“往常这种时候本来是家属拥挤的渔港，现在前来送行的人却少得屈指可数”。“过去出海时那互相唱和的歌谣声听不到了，招手回答欢送人的鼓励的船员也少了”。一批几天前就由日本各地集中到北海道各海港整装待发的渔船，由于规定的捕获量不敷分配而不能出海，只好静静地靠在岸边，默默地目送伙伴们出海。报道说，“所有出海的船都未挂大渔旗，船尾上的彩色纸条也寮寮无几”。
这种同欢送渔船出海这个喜庆活动很不相称的气氛，就是在所谓“以发展渔业上互惠合作为目的”的“日苏渔业合作协定”限制之下的日本北洋渔业的写照。
这个新“协定”大大扩大了禁渔区，日本的捕获量在去年已削减百分之二十的基础上，又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一。日本出海渔船的数目也就不得不随之再相应地裁减三分之一。谁愿意放弃世代相传的谋生之道呢？一家老小的全年生计都寄托在这一季渔汛上。如果不能出海，在日本目前经济萧条的情况下，又到哪里去另寻生路呢？因为谁都不愿意放弃这有三分之二希望的机会，最后只好用抽签来决定。抽上不能出海签的渔民及其家属所受到的冲击自不必说；“运气好”抽中了出海签的，也担心好渔场被大片地划为禁渔区，因而可能捕鱼达不到低微的定额。而不管是否达到，按定额必须向苏联缴纳的百分之四点五（即每公斤九百二十日元）的“合作费”却是一文也少不得的。此外，还要以“共济”的形式分担一部分给被裁减的同行的补助费。因此，正如日本《读卖新闻》指出的，“无论去留，处境都是困难的”，因为日本的整个北洋鲑、鳟渔业面临着不妙的前景。
新“协定”里一些严格得离奇的规定，正如日本报纸所形容的，几乎把出海作业的渔民“五花大绑”地束缚起来，使他们无时不在担心因“违章”而被逐出渔场。比如：“协定”所附议定书中，对捕获量除明文规定为四万二千五百吨之外，还在括号内加注“三千二百八十万尾”。这两者中间，超过任何一项指标都算“违章”。苏联的检查船不仅检查捕获量是否超过和作业日记是否完整，而且用卷尺量度渔船的长宽，弄得现在集中在北海道的几百艘小型渔船，有的为鉴定吨位和修改鱼仓而耽搁了时间，只好把出海日期从五月一日推迟到五月十日前后。
为了使渔船不触犯上述严格的规定，日本农林省水产厅的官员几次告诫渔民说：“苏联监视比过去更严厉了，今年的作业状况将决定将来北洋鲑、鳟渔业的前途，一定要绝对遵守各项规定”。水产厅还提出：对于第一次违反规定的渔船勒令停止作业一星期；对第二次违反的，就全部停止所余汛期的作业。这样的告诫可谓用心良苦。
苏联究竟凭什么对在公海里捕鱼的日本渔民这样任意摆布呢？这次在日苏渔业谈判的过程中，苏联始终坚持的一点是：回游于苏联二百海里水域以外的北太平洋公海上的鲑鱼和鳟鱼，都是在苏联的河流里产卵孵化的，所以都是苏联主权范围内的资源，这就是所谓“母河国主义”。苏联渔业部长伊什科夫在谈判中就明确说，“回游到苏联的鲑鱼和鳟鱼，被中途在公海上截去是不能忍受的，苏联老早就坚持禁止在公海上捕捞的立场。”在谈判中苏联甚至曾提出“全面禁止在公海上捕捞鲑鱼和鳟鱼”的提案。其实，公海上的鲑鱼、鳟鱼的捕捞要是被“全面禁止”了，日苏在渔业上还有什么“合作”可以“协定”的？苏联这种做法，不过是要强烈表示它要对公海上的鲑鱼和鳟鱼“唯我独霸”。在这个前提下，准许日本捕捞，是苏联的“恩典”；禁止日本捕捞，是苏联的“权利”。
苏联这样做，目的之一是逼迫日本同它缔结所谓“睦邻合作条约”，以便控制日本。除此之外，也还有它经济上的需要。伊什科夫以“苏联在欧洲等地失掉了渔场”作为它扩大北太平洋禁渔区的理由，就是要把所谓苏联在大西洋失掉的份额，从太平洋捞回来。《每日新闻》驻莫斯科记者江川昌在报道中说：“苏联几乎全部把鲑鱼和鳟鱼用于输出，欧洲的食品商店里摆满了苏制鲑、鳟鱼罐头。鲑、鳟鱼是苏联获取外汇的重要资源。与其征收‘渔税’让日本捕捞，远不如让低工资的苏联渔民捕捞、再以高价出口更符合经济原则”。
东京几家报纸已经预计：苏联的“禁止公海捕捞论”今后仍将重重压在日本鲑、鳟渔业上，使日本渔业一年年萎缩下去，“将来使日本完全停止公海捕捞”。这种预计可能不幸而言中。
日本现有鲑、鳟渔业者约二万人，加上有关的产业共约二十万人。日本水产厅的负责官员说，“如果这些产业垮掉，将引起大混乱”。日本北洋渔业的处境，是同北方领土问题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北方领土继续被人家霸占着，那么，它就很难改变北洋渔业的困境。
本报记者　聂长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