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头图象话交流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中外交流史话

船头图象话交流
房仲甫
浩渺无际的海洋，把世界五大洲分隔开。两千多年前，是“海上桥梁”——船，作为联系的纽带，开始把“天涯”变为“比邻”。要问最初那些相逢于海上的船舶名字，恐怕谁也回答不出；但是它们的形象，却以彼此识别的标志——“船头像”，记录了下来。
还在海洋通航之前，各国海船船头上就出现了各自的船头图象。中国的龙舟就是一例。古代航海国家埃及、腓尼基及罗马、希腊的船只，也用鸟兽形象、神像、人像置于船头，叫做“船头像”。
“船头像”，是人类古代社会向海洋进军的可贵记录。它是人类冲破大自然束缚的一种战斗历程的图象。美国海洋史学者埃道尔·A·斯赖克普，认为“船头像”的绘制，“旨在安抚海神”。它反映了古代航海国家文化的共同特点。我国古代有的楼船船头上，“作二石人，东西相对，象牵牛织女”。织女星，西欧叫天琴座，牵牛星，西欧叫天鹰座。中国和西欧的航海家，都曾利用这类星辰确定航向，作天文航海。通过渊源久长的交流互润，“船头像”的图象在中国更为丰富多采。
欧洲的“船头像”，又叫做“破浪神”。在中国也有“乘长风破万里浪”的词语，用来形容人们与狂风怒涛搏斗的英雄气概。中国海舶的图象，曾被雕刻在著名的印度阿旃陀壁画上。中国人在造船学上创造的隔水舱、板舵等传到西欧；而中国的长方形风帆，有人说是从埃及的方帆演变来的。当然，用帆行船，各国早就有了。近年从长沙出土的西汉楼船模型上，我们发现船头上有爵室的设置。它起源于“雀室”，象鸟雀“于（室）中候望”，如“鸟雀之警视”，人在室内观测，形成一种船上的“斥堠”设施。为了战胜骇浪，在公元七世纪的唐代，人们造成一种叫做“海鹘”的巨舶。舶形如海鸥，头低尾高，前大后小。舶两侧各置四至六具浮板，形状如展翅欲飞的双翼，这就是有名的披水板。它可使船“虽风涛怒张，而无侧倾”的危险，从而增强了船的稳性。这种既富于想象力，又重于求实精神的设计思想，在船型上竟如此逼真地表现了出来。至于鸟船，整条船造得象只水鸟，或在船头上画了些水鸟的头，或放一只水鸟在船头。欧阳修的“此鸟何年随海舶”诗句，就是对这类鸟船形象的描述。鸟像，是作为“厌水神”的目的而置于船头，这在西欧也曾盛极一时。我国这类船舶的“船头像”，也可以说是西欧鸟兽“船头像”的再现。
人们所说“海舟以福建为上”的福船，首尾高昂，以行驶南洋、远海著称。高昂坚固的福船船头，常被妆扮得十分壮丽。大鸟图案之下，常有“八仙过海”之类的图象。早年广东的海船，船头、船尾都造得象条大鲸鱼。这是由“船头像”进一步演变而来的造型。其目的是让海鳅—露脊鲸，老远看到误认为是“同类”，就不来把船弄翻。同时，船头两侧还画有双眼：乌船画白眼睛；白色船画上黑眼睛。
海洋史学家荷纳尔，曾以半生精力从事此项“船眼文化”的研究。他认为“船眼”的含义在东方具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如印度的“船眼”，被当作“引路之神”。英国专门研究中国古代造船学者唐尼里，把我国的船首眼，单独称为“中国船眼”。说它“很象希腊死神之眼”。中西海洋文化交流，结合各自的历史条件，都有所发展，中国则趋向于实用方面。例如，我国宋代的“神舟”，据《高丽图经》所载，从船的长宽尺度来看，即使作最保守的估算，载重量已达一千一百吨以上，成为当时“超冠古今”的庞然大物，
“巍如山岳，浮动波上，锦帆鹢（大鸟）首，屈服蛟螭”。它那壮丽的“船头像”吸引着朝鲜人民，使他们聚集海岸，“倾国耸观”，“欢呼嘉叹”，争看我国这种远航的友好使船。
从中国龙舟造型，到西欧的“船头像”，以动物状船形这一不约而同的观念，构成了人类造船史上一段佳话。而“船头像”本身就是人类文化交流的产物。
西方的“船头像”和“中国船眼”，都被作为中外海员征服自然过程中的一种纪念品保留了下来。随着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人类正向征服海洋胜利进军。昔日对海洋的神秘感和畏惧感，也将随之全部消失。
（附图片）
古代福州帆船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