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开农产品价格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 [复制链接]

第1版()
专栏：

放开农产品价格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
赵紫阳
农业要有一个协调的发展
当前农业生产总的形势是好的，粮棉等各种作物连年增产，农民的收入不断提高，全国农村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新局面。但是，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矛盾。比如现在粮食和棉花都大增产，出现了卖粮难、卖棉难的现象，而某些社会需要的农副产品又发展不快，不能满足需要。这说明，农业的产业结构还不那么合理，农业内部各个方面的关系不很协调，农业生产同社会的需求还不相适应。
这几年粮食和棉花生产发展迅速，预计1984年粮食将达到八千亿斤，棉花将达到一亿一千万担。当然，这不是说已经多得不得了，而是在低消费水平下一时超过了国家和社会的需要。这种情况是我们原来所没有想到的。我们对农业结构的改变，对农业内部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对农业应当逐步地由量到质的转化，缺乏足够的认识，没有及时跟上形势。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体制方面的原因，同我们的农业计划体制有很大的关系。过去在商品匮乏的时候，采取统购统销的办法，有它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产品统购包销，生产什么就收购什么，生产多少就收购多少，农民用不着根据社会需要来安排生产；自上而下的生产计划和收购计划也很难订得准确，很难完全和及时反映市场的需要。
现在，农业生产已经进入商品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既然是商品经济，就得面向市场，考虑社会的需要。而旧的农业生产结构显然已经不相适应，这就要求适应商品经济的新形势来改变结构。农业内部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之间，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内部的各品种之间，以及农业与畜牧业、林业、渔业之间，都有个调整的问题，协调发展的问题。我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调查时，就讲了这个观点，强调三角洲要以进入国际市场为目标，围绕出口的需要来改变农业的结构。不仅沿海地区农业结构要调整，现在全国农业战线都面临着根据社会需要和市场需求，因地制宜地调整产业结构的任务。
农业只要按商品经济的原则去办，自然会形成不同的分工。象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过去按照上面的计划指标，只是追求高产，不讲质量，不管销路如何。现在情况变了，他们就不愿意多种粮食了。佛山市就提出取消统购统销，采取农民交“代金”的办法，不交粮食。他们腾出田来种甘蔗，种花卉，种蔬菜，养鱼，种香蕉和其它水果，赚更多的钱。我国沿海地区发展食品工业，很有前途。港澳和国外市场需要什么品种、什么规格的商品，就生产什么，完全按国际市场的要求去办。象深圳光明华侨畜牧场，和外商合作，把产品质量搞好了，三年就占领了香港很大一部分鲜奶市场。广东、苏南出现的这种情况，在江西、湖南等内地省份就不会出现，他们的优势是生产粮食。还有些地方，适宜于发展林业、畜牧业，他们就搞这些，不一定要求粮食都要自给自足，更不要都去搞商品粮基地。沿海、内地、山区、丘陵，应该各自发挥自己的特长，发展优势产业，互相取长补短，互相交换，协调发展。此外，对一些农产品，还应当开辟新的应用领域。比如白薯干，加工成淀粉后可做成异构糖，经济价值很高。象皖北、豫东南，就可以保留种一些白薯，产量也高，收入也多。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化，劳动力结构也会发生变化。广东、苏南商品经济发达，有60％至80％的劳力都转入工副业和第三产业。而内地这个进程就慢得多。改变农业结构，需要掌握信息，提高技术，增加资金积累，进行人才培训，因此有一个发展过程。我们应当从各方面去努力，加快推进这一过程。
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是利国利民的措施。多年来我们想解决这个问题，使农村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卡壳就卡在粮食问题上。现在粮食多起来了，各方面对农业的需求增多了，市场日益扩大，这是很好的时机。农业掉头比较快，只要因势利导，认真做好工作，几年就可以大见成效。
农产品的价格放开势在必行
调整农业结构，使农业本身协调发展，最根本的是要按照价值规律办事，扩大市场调节，逐步把价格放开，让农民按照市场需求进行生产。现在农产品多了，粮棉出现了暂时的相对过剩，具备了放开的条件。因此，增加市场调节部分，实行市场浮动价格，可以先从农村开始。农副产品，首先是鲜活商品、生猪、蔬菜可以有步骤地放开，粮、棉等作物也可以逐步放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吃“大锅饭”的问题，进而把这个基本经验推广到工业，到城市。这次价格体系的改革，也要先从农业开始，从农副产品开始。这样就会注入新的活力，使农村经济更加活跃起来。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如果搞好了，具有重大的意义。
当然，价格放开，不等于国家不参加市场调节。对于粮、棉等大宗产品，国家对其大部分仍然按优待价收购。粮食就按“倒三七”比例计价（即三成按原统购价，七成按原超购价），收购一千五百亿斤至一千六百亿斤，超过部分实行市场价格，自由浮动。但低于统购价时，国家还是要按统购价收购，有多少收购多少。这就是保护价。这样，农民是“两头保险”。国家要参与市场调节，吞吐物资，平抑物价，避免由于市场调节的盲目性而造成价格的大起大跌，既保护生产者的利益，又保护消费者的利益。粮食放开以后，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品种质量，市场价格会有升有降。如优质米的价格可能会上升，劣质米的价格可能会下降；产粮区的价格可能会下降，缺粮区的价格可能会上升。总的趋势可能往下浮动一些。猪肉、蔬菜、水产品逐步放开以后，可能一段时间价格要上涨。根据广东等地的经验，放开以后，开始涨一段，东西多了以后，价格就由上升逐步转向平稳。为了保证城市供应，有些生活必需品，如粮、油、猪肉，可以对定量部分实行平价供应；对有些商品，国家参与市场调节，通过补贴经营环节，低价出售，使消费者利益不受损害，保持市场物价的基本稳定。
放开以后有没有危险？会不会影响农民的积极性？生猪、蔬菜、鲜活商品等放开以后，肯定会使农民得到好处，积极性大为提高。大家比较担心的是粮食，我看也不会受到大的影响。因为国家按优待价已经收购一千五百亿斤至一千六百亿斤，占了商品粮的大部分，而且这个政策在相当长时期内不变。剩下的几百亿斤参加市场调节，只占一小部分，随行就市，市场价高就卖高价，市场价低就卖低价。所以，不能说这是“限购”，应当说这是放开。这样，种粮食多的地方，就不会愁粮食没有销路，谷贱伤农；减少粮食种植面积的地方，改种别的价值高的东西，也可以增加收入。国家按优待价收购总数不变，各地区之间有增有减，搞个“三年早知道”，便于及时安排。各省区之间还可以签订粮食的经济合同。这样可以各自发挥优势，改变结构，调整作物品种，改进农产品质量，活跃农村经济，使农民尽快富裕起来，对国家、对农民都有好处。
国家当然要尽力帮助农业实现结构的改变，今年国家计划中，已经作了一些安排。实现农业结构的合理化，迎接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新形势，需要我们共同努力，什么都想国家拿钱也不行。帮助农村，不仅是财政问题，归根到底，还有个货币投放的问题。这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全局。所以，要通盘考虑。各地方的情况也有所不同，要采取不同的措施。比如苏南、珠江三角洲地区，生产一斤粮食，要补五分钱左右，少生产一斤粮食，就少补五分钱。那里的应变能力很强，只要一放开，农民会转得很快，改种别的作物。可以把他们那里减少的粮食收购任务，转到湖南、安徽、江西等地去，发挥这些地区种粮食的优势。有些山区半山区很不适合种粮食，应当退耕还林、退耕还牧，种草植树。但这要有一个时期才有收益，而调进的粮食又要钱买，也得有个解决的办法。除了国家已经决定拿出一笔粮食、棉布、炸药，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发动群众修公路等外，还决定再拿出二、三百亿斤粮食，贷给山区、丘陵区，支持他们两三年，等他们经济上转过来以后归还。这样既解决了山区调整农业结构中的困难，又不增加贷款指标，同时也把仓库腾出来了，可以促使那些很不适合种粮食而又被迫种的地区，改种别的东西，换来个经济上的良性循环。问题比较大的是东北三省。那里主要是玉米多了。长期以来是东北玉米调关内，关内猪肉调东北，运输非常紧张。东北把粮食、猪肉放开以后，猪肉价格会上涨，农民感到卖猪比卖粮食合算，就会多养猪。过两三年猪多了，猪肉价格也会下降，使粮、猪的比价趋向合理。东北农区，具有发展畜牧业的有利自然条件，要大力养猪、养牛、养羊，使东北肉类能基本自给。
总之，要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进行农业结构的调整、转化。门路是很多的，比如调整品种，劣质改优质，潜力就很大。优质米虽然产量低一些，经济价值却高得多，是合算的。要根据不同情况，找出办法，给以不同形式的支持。
进一步搞活农业的重要措施
把农副产品价格逐步放开，促进农业结构的改变，是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当前是个很好的时机，如果不实行改革，仍按过去的老办法，统购包销，农民种什么就收购什么，生产多少就收购多少，产需脱节，那就会给农民带来错误的信息。粮、棉等产品都已大量积压，还要全部按“倒三七”比例计价包下来收购，刺激农民大量去种植，结果又收不了那么多，或者收了以后压在仓库里，甚至露天堆放，内销也销不掉；有支付能力的国际市场也有限，出口又出不了那么多，那就会使损耗大量增加，造成社会的极大浪费，农民所投入的劳力、资金等于白花了，而且占用了国家许多资金，影响了资金的正常循环和周转，从全局来看是很不利的。现在出现了许多新情况，要作具体分析。一般地说，农业增产了，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形势有好处。但并不等于增加得越多，对国家的经济循环越有利。相反，有些东西过多以后，既占用国家资金，造成浪费；又不利于促进农业结构朝合理的方向转变，实际是一盘死棋，不是活棋。所以，两利相较取其重，两害相较取其轻，全面衡量一下，还是改变统购包销的办法，把价格放开，利大于弊。从根本上讲，这是把农业进一步搞活的重要措施。这样做目前可能会遇到困难，但这是前进中的困难，转变中的困难，经过努力是完全可以克服的。全党要认识这个问题，也要使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认识这个问题，上下左右、群策群力去战胜困难，使农业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总起来说，当前农业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两条：一是农业一定要按照商品生产的要求，搞好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农产品是通过市场交换，使农民的劳动得到社会的承认。要引导农民关心市场变化，按照市场的需求来安排生产，使生产和社会需求互相衔接。二是要把农副产品的价格放开，实行市场调节。国家要运用经济手段和经济办法，参与市场调节，加强市场的管理和监督，以克服盲目性，引导它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原载红旗杂志1985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