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放的权力不能往回收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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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下放的权力不能往回收
本报评论员
“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这样说的。在近两年的改革中，为了增强企业活力，许多地方下放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经济体制过度集中统一的弊病，使企业在经营方式、产销活动、任用工作人员和工资奖励方式以及确定产品价格等方面，有了一定的权力，企业也就有了蓬勃生机。可是，今年以来，不少地方又把下放的权力收了回来，有的企业叫嚷：孙悟空头上又套上了紧箍咒，日子不太好过！
为什么要把放下去的权力收回来呢？无非是放权之后出现了一些问题。今天本报报道南京市下关区糖烟酒公司放权之后的情况，可以对我们认识这个问题有所启示。这家公司从1984年对下属五十一个商店实行经济承包制，把人事、财务、经营等权力全部下放。放权之后，商店出了些问题，比如有的采购员为了收“回扣”盲目进货，造成商品大量积压，有的售货员甚至提出：欲要“发”，顾客头上“刮”。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可以成为收权的理由。这家公司内有的人提出权下放的太多，太快，应该把放下去的权收回来；也有的认为权既然放了，公司就不再管了。这当然都不对，他们统一认识后决定：下放的权力不能往回收，有问题帮助解决，支持继续改革。
下放的权力不能往回收，这是一个正确的决策。如果说，当初放权是朝改革方向迈出的勇敢一步，那么，放权之后即便出了一些问题，也不收权，而是积极帮助基层解决问题，则是把改革继续引向深入的必经的一步。在改革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是难免的，也不能说同放权没有一点关系，但不能因此归咎于放权。放权和收权，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两种体制的矛盾。旧的体制，是轻车熟路，上上下下都习惯了。收权，走回头路，那是很容易的。而我们国家振兴的希望则在于改革，在于使新体制的因素在经济运行中日益增多。这就要坚持改革，坚持放权，坚持增强企业的活力。
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天津时，针对天津港放权之后的变化说：“人还是这些人，地还是这块地，一改革，效益就上来了。这无非是给了你们权，其中最重要的是人权。你们有了权，有了钱，情况就发生了很大变化。”小平同志这段话再次强调了放权的意义，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