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聂荣臻同志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悼念聂荣臻同志
杨尚昆
5月14日深夜，荣臻同志病危，我匆匆赶到他身边。此时，他已处于弥留之际。我久久凝望着他，心情格外沉重。荣臻同志病重，我常常探望他，待病情基本稳定后，我略略放心。没想到他竟这样突然地离开了我们。连日来，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之中，痛悼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党、国家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聂荣臻同志。我为失去这位老战友而悲恸。
我和荣臻同志相识半个多世纪，他运筹帷幄，身经百战，百折不挠，治军建国，终生不渝的战斗历程，我是很熟悉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和建设事业，造就出荣臻同志这样大智大勇、文武兼备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以自己非凡的组织领导才能和军事指挥艺术，为党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1933年初，我从上海党中央到中央苏区机关工作。当时，荣臻同志任红一军团政委，正率部参加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从前线不断传来他们打胜仗的消息，尤其是黄陂大捷，草台冈获胜，歼灭大批敌人，俘虏敌将领，缴获武器弹药，令人振奋。这年8月1日，在滕田举行的阅兵式上，我第一次见到荣臻同志。他瘦高身材，穿着灰布军衣，威武刚强中透出儒雅的气质。我知道荣臻同志出生于四川农村，上中学时就积极参加学生爱国斗争，后怀着富国强兵的壮志，负笈出川，远涉重洋，赴法勤工俭学。在那里，他从一个向往科学救国的热血青年，转变成为共产主义者。回国后，他任职黄埔军校，投身北伐战争，在上海协助周恩来同志把大批工人纠察队转入地下，参与组织发动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在香港、上海、天津等地坚持秘密工作，是一位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领导干部。先闻其名、后见其人，这次见面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不久，我到红三军团当政委，军团长是彭德怀同志。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经常互相配合，并肩作战，三溪圩反击战、广昌保卫战，就是这两个军团一起打的。这时正在进行第五次反“围剿”，红军尽管在局部打了一些胜仗，整个形势却越来越严峻，仗也越来越难打。我们都从战斗实践中感到，“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和指挥，是不能打破敌人“围剿”的。长征开始后，我们两个军团从两翼掩护中央纵队与大部红军突破敌四道封锁线，伤亡很大。基于这些认识的深化，我们在遵义会议上都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会上，荣臻和许多同志用亲身经历的事实，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及造成的危害，赞同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张闻天同志的报告和会议决议。讨论下一步行动方向时，他和刘伯承同志建议，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建立根据地，并具体分析了四川优于贵州的条件。这个建议，经过大家商量，被会议所采纳，只是后来情况发生变化，未能付诸实行。荣臻同志在遵义会议上的坚定态度，我至今难忘。
在曲折前进的道路上，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考验着每一个革命者。荣臻同志经受住了一次次严峻的考验。遵义会议纠正错误的军事路线、从组织上改变党的领导后，在毛泽东同志的指挥下，我们分别参与组织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协同作战，勇猛穿插，避实击虚，四次渡过赤水，两度占领遵义，反复争夺娄山关，取得了长征以来作战上的主动权，共享胜利的喜悦。渡过金沙江后，荣臻同志出任中央红军先遣队政委，与司令员刘伯承同志一起，率部通过彝族区，强渡大渡河，翻越雪山，跋涉草地，为红军前进打开通路，胜利实现了一、四方面军的会合。这时，张国焘出于个人目的，坚持南下，分裂党和红军，荣臻同志坚决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率领部队攻占腊子口，跨过西兰路，跟随党中央到达陕北。在错综复杂的环境里，他始终保持坚定不移的信念，高度的党性原则，义无反顾的精神，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和荣臻同志先后抵达山西抗日前线。他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副师长、政治委员，率部匆匆赶赴晋东北，抵御南进的日军，我则留在北方局工作。当时，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日军长驱直入，骄横一时。出师不久的一一五师首战平型关，一举歼灭日军坂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1000多人，创中国抗战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消息传来，我们无不欢欣鼓舞。这一仗打出了中华民族的志气，树立了八路军的威信，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立即通电热烈祝贺。太原失守前夕，荣臻同志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带领3000兵力，留在被隔绝的敌后，在晋察冀三省边缘地带创建抗日根据地。我随总部和北方局到了晋南。荣臻同志受命之后，四面被敌围困，战局瞬息万变，我们对荣臻和坚持敌后的同志非常惦念。这是我们党在敌后建立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环境残酷，困难很大，到底能不能站得住脚，许多困难能不能克服？总部和北方局一直在注视着他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也极其关心他们。因为，只要这里成功了，其他地区都可以借鉴。后来，我们从荣臻同志的多次报告中，得知他们由于实施了正确政策，把各种抗日力量团结在周围，不仅在敌后牢牢扎下了根，并且初步积累了创建根据地的经验。我们将这些情况报告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很称赞。荣臻同志创造性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很快把活动区域从五台山区扩展到冀西、冀中、雁北、察南、平北和冀东，并于1938年初创立了敌后第一个统一的抗日政权——晋察冀边区临时政府。他们依托这块根据地，灵活机动地进行游击战，粉碎了日军多次“围攻”，取得了一系列诸如击毙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这样显赫中外的辉煌战果。
1940年春天，荣臻同志率晋察冀军区南下支队，到晋东南参加讨伐顽固派朱怀冰的战役，我们才得以在敌后见面。荣臻同志这次到晋东南，在总部驻地王家峪住了一段时间，他向总部和北方局详细汇报了晋察冀根据地的工作，还在机关干部大会上介绍了坚持敌后抗战的感受和经验。这期间，我和荣臻同志叙谈多次，还一同参加了总部安排的庆功会，一起检阅作战胜利归来的部队。我曾同荣臻同志谈到，读了他写的《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一书，也读了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同志分别作的序言，很受启发。他说，晋察冀根据地的开创成功，完全是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方针路线的结果，他在这本书里记下的，不是什么独创的东西，而是实际运用中的感受和体会，这次来晋东南，他又学到了许多新东西。话语之中，充满着谦逊好学、坦率真诚的精神，令我十分感动。荣臻同志在总部逗留期间，还与德怀、左权、伯承、小平等同志多次讨论。研究组织以正太铁路为重点进行大规模交通破袭战的问题，并且商定了作战时间和作战区域。荣臻同志返回晋察冀后，晋冀鲁豫和晋察冀地区部队便在正太路全线发起大规模破袭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百团大战”。荣臻同志亲临正太路东线指挥，一举取得攻占战略要地娘子关和歼灭井陉煤矿守敌的重大胜利。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荣臻同志以无畏的胆略和巧妙的指挥，胜利粉碎了日军多次“扫荡”、“封锁”和“蚕食”，使晋察冀这一抗战堡垒巍然屹立于敌后。1941年秋天，日军对晋察冀根据地进行空前规模的“大扫荡”，荣臻同志带少数兵力，掩护边区机关数千干部突围，陷于日军重重包围之中，同党中央、八路军总部、北方局都中断了联系，总部电台一连几天呼叫不到他们，我们大家焦急得很。正当总部计划抽调部队支援时，得知荣臻同志他们已从敌人合击的缝隙中跳出包围圈，我们才松了一口气。荣臻同志处险不惊、沉着冷静的胆略与气魄，在他戎马倥偬的军事生涯中始终是十分突出的。1942年，他适时提出“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斗争方针，打破了日军的“堡垒政策”，使晋察冀根据地得到新的发展，为华北抗战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
荣臻同志在抗日战争中建立的丰功伟绩举世瞩目，是他辉煌历史上极其壮丽的一页。他创立、巩固和发展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光辉实践，极大地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成为我党我军理论宝库中的一份宝贵财富。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与小平、伯承、陈毅等同志乘飞机离开延安，奔赴各大战略区，我去机场送行，共勉珍重，预祝胜利。后来我在晋西北的时候，听到荣臻同志挥师正太线，歼敌清风店，解放石家庄等捷报频传，十分高兴。1948年4月，我在前往河北平山西柏坡的路上，看到晋察冀地区群众热情支前，翻身农民踊跃参军，广大妇女车拉肩扛运送公粮，真切感受到了荣臻同志发动群众的成功。我到西柏坡后，荣臻同志的司令部在阜平县城南庄，这一段我们见面不多，但时常听到荣臻同志的工作情况。特别是他任平津战役总前委领导成员后，他与林彪、罗荣桓关于平津战役作战的请示报告，经常由我们收接后呈送中央领导同志。在随后和平解放北平中，荣臻同志又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筹备开国大典的日子里，经常见到荣臻同志四处奔忙，迎接中央机关进城，整顿城市治安秩序，组训受阅队伍，为新中国定都北平做着繁忙的准备。建军建国，荣臻同志都是功臣。
建国之初，我和荣臻同志同在中南海办公，他任代总参谋长，我在中央办公厅，共同工作、朝夕相处的这段时间，更加深了我们的亲密情谊。荣臻同志白天处理总参日常事务，夜晚经常到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处汇报和开会。每次同我见面时，他不是谈进军西南和剿匪，就是谈部队精简整编，或者是组建军兵种，加强军事院校建设等问题。朝鲜战争爆发后，他负责出国部队的调动，组织后勤保障，更加忙碌，有时几天睡不了觉。我劝他注意休息，他虽然答应了，但实际上很难做到。1952年秋，他终因劳累过度，昏倒在办公室里，被送进医院。我每次去医院看他时，他还是谈工作上的事情。病情稍好，他就急着出院工作。直到抗美援朝战争停下来后，在毛泽东同志一再催促下，他才去外地休息治疗。当时，瑞华同志正患病，伯钊同志恰好也要到外地去，我嘱咐她与荣臻同志同行，以便照应。
1956年，荣臻同志的身体状况有了好转，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征求他对工作安排的意见，他选择了主管科学技术工作的重任。在当时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荣臻同志日夜操劳，呕心沥血，制定落实科学规划，组建科研机构和科技队伍，建设试验基地和科技院校，组织协作攻关，主持研制以导弹、原子弹为主要标志的尖端武器。60年代初，针对“两弹”是“上马”还是“下马”的问题，荣臻同志召集有关部门认真研究，把坚决上马的决心和理由报告了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都赞成。这期间，他给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报告，是经我转送的。每当我读到荣臻同志的报告，总能感受到他那种振兴国防工业的强烈愿望和雄心壮志，令人钦敬。荣臻同志抱病深入科研单位，认真调查研究后，主持制定了“科学工作十四条”，邓小平同志称其为我国“科技工作的宪法”。荣臻同志特别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关心科技人员。1960年生活困难时期，荣臻同志向各大军区求援，调集大批鱼、肉、大豆等副食品，为国防科研人员改善生活，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1964年10月，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那天，荣臻和恩来同志一直守在电话机旁，始终和现场保持着联系。听到爆炸成功的喜讯，我们都非常振奋，当时的激动场面，至今还历历在目。“两弹”的研制成功，是荣臻同志革命生涯中的又一光辉篇章，他为我国尖端武器的发展和航天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将永载史册。
十年动乱后，我回到北京，荣臻同志即派女儿聂力代表他来看我。几天后，我和伯钊去看望荣臻和瑞华同志，劫难之后相聚，真是悲喜交集。荣臻同志对我在“文革”中的遭遇和身体状况非常关心，挚言相慰。其实，在那场内乱中，他也身处逆境，被诬陷为所谓“二月逆流”的成员而受到压制和打击。他不畏邪恶，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尽力保护受迫害的领导干部，心念党和国家的命运，注视国内外形势和部队的稳定，关心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更显出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胆识和凛然正气。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回到军委工作，和荣臻同志的接触更多了，直接感受到他的博大胸怀和奋斗不息精神。他坚决拥护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多次和我谈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国家要在改革中发展，军队要在改革中前进。他最大的愿望是军队早日实现现代化，国家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他参与领导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经常提出许多重要意见。1985年，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军委确定我军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进行精简整编，裁军百万。为此，荣臻同志作了重要谈话，提出军队体制改革的七点意见，对精简整编的顺利进行起了重要作用。这些年，荣臻同志虽然主动辞去党内外职务，仍时时刻刻关注着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他关心尖端武器的研制，关心革命老区的建设，关心灾区人民的疾苦，特别是他听到邓小平同志今年年初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十分兴奋，给予了高度评价。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想的仍是党和人民的事业。他还经时数年，完成了50万字的《聂荣臻回忆录》，总结他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经历，为研究党史军史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我仔细阅读过荣臻同志的回忆录，这确实是一部好书，它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作了客观、公正的评价。
毛泽东同志说过，荣臻同志是个“厚道人”。我从几十年和荣臻同志的相知相交中，深感这个评价是恰如其分的。他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不居功，不自傲，谦虚谨慎，平易近人，无论是对干部、战士还是知识分子、工人、农民，都诚恳相待，和蔼可亲。他作风正派，表里如一，顾全大局，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荣臻同志的高风亮节，不愧是大家学习的光辉典范。
昨天，我最后一次向荣臻同志告别。看着他平静安详的面容，我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哀思。荣臻同志是把全部生命献给了党和人民而离去的，确实做到了死而无恨，死而无憾。我相信，荣臻同志所建立的卓越功勋，他奋斗不懈的革命精神，他崇高的思想和品德，必将激励着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开拓前进！
荣臻同志，安息吧！
1992年5月27日于北京　（新华社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