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戒虚夸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力戒虚夸
白玉民
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寻求其运动及变化的规律，以推动事物向前发展，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正是由于坚持了这个认识论原则，才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然而，有少数同志却自觉不自觉地违背这个原则，总想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剪裁现实，不讲真相，弄虚作假。
据一家刊物披露，地方一位领导干部先后四次讲过１９９３年的粮食产量：第一次说是减产很多，第二次、第三次说是减产不多，第四次从电视新闻报道上看到，粮食产量竟创历史最高水平！还有一个市组织所属区县领导干部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家联系本地实际，探索加快发展的思路。有个县提年增长２０％，另个县提增长２５％。在这种情况下，某领导仍不满足，而是一再暗示，一般情况，增长率不能低于３５％。在他的诱导下，后来发言的同志都提高了发展的指标。但这样报出来的数字，究竟有多少可靠性？某上级领导到一个村检查工作，村干部汇报工作之前，悄声问陪同的乡干部：说实的还是虚的？乡干部说，你说实的想挨熊啊，啥好说啥！这位村干部便对来检查工作的领导像背书一样，滔滔不绝地汇报了一大堆成绩。上级领导听了啧啧称赞。临走时还表扬村干部有工作能力，乡干部领导有方。人们不禁要问：这样的检查对工作到底是促进，还是促退？
上面举的几个例子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当然是个别的，与广大干部在两个文明建设中所表现出来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探索、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也是背道而驰的。但这种虚夸苗头，如不加以有效地扼制，它会像病菌一样，很快蔓延开来，误导决策，坑害干部，败坏党风，成为社会主义事业一种极为有害的腐蚀剂。
为什么在部分干部中会产生虚夸这种现象？
首先，急于求成思想在作怪。我国原来是个小生产像汪洋大海而又十分贫困的国家。如何尽最大努力把建设搞得快一点，以争取更多的主动，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但是，经济建设有它自身发展的规律。社会生产力发展是个长期的渐进过程。人们不能任意选择生产力，因为每一代人所得到的生产力，都取决于前一代人已经获得的能力，它是一种历史形成的客观存在的力量。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然而，我们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却愿意相信，在迅速取得一连串伟大胜利的中国人民面前，似乎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我们既然依靠群众运动可以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推翻“三座大山”，为什么不可以依靠群众运动很快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８０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得到进一步调动。“老同志留纪念，新同志创局面”。大家都希望在自己的任期内留下点政绩。但是怎样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呢？在一些同志看来，指标定得高一点，盘子打得紧一点，可以使人们迸发出在宽松的条件下不易表现出的力量来。这种看法不能说一点道理也没有。但一要看具体条件，二要把握“度”，如果把它作为一种普遍规律，到处套用，就会走向反面。
其次，形式主义的思想作风。我们正处在新旧体制交替的过渡时期。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旧体制的作用正在消失。这种状况使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呈现出某种程度的无序状态。有人就钻这个空子，攫取不正当利益，而且频频得手。这就使一些人产生迷茫，似乎市场经济就是啥买卖都能做、啥事都能干的自由经济。假大空这类形式主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抬头的。早在５０多年前毛泽东同志就尖锐地指出过，形式主义是一种“幼稚的、低级的、庸俗的、不用脑筋”的东西，号召全党“必须揭穿它”，把这种毛病切实改掉。
形式主义与弄虚作假是一对孪生子，其核心是利己，基本特征是不讲效益。形式主义者无脚踏实地之心，有邀功请赏之意，在工作上热衷于在“花拳绣腿”上做文章，这与党的宗旨是水火不相容的。邓小平同志在视察深圳时，强调要多干实事，少说空话。深圳发展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讲出来的。而我们一些同志忘记了，一切工作成绩都是一点一滴的细致工作积累起来的。他们对如何使自己的思想作风、工作方法和知识结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缺乏清醒的认识。在他们的心目中，似乎推动工作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发文件、开大会，就是不断地提出各种各样的响亮口号。恰恰是这类浮在表面，一味造声势，做姿态的行为，加高了“文山”，扩大了“会海”，阻碍着各项工作的开展。
再次，认识上的片面性，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同志的“政绩”观念和发展理论。一切事物都处在普遍联系之中，事物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也只有在它固有的联系之中才能显示出来。对干部政绩的考察也应坚持这样的辩证观点。应该说，政绩是一个干部各方面素质和能力的综合反映。工作不肯干，政绩出不来；群众不拥护，政绩出不来；没有真本事，政绩出不来。但何谓政绩？这个本来不成其问题的问题，在一些地方却成了问题。政绩是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有物质的，有精神的，有近期的，有远期的，有显现的，有隐蔽的；有的看起来是成绩，实际上是败绩，有的看起来是实绩，实际上是虚绩。如果不做调查，不加分析，只是表面地、静止地、孤立地看一个干部的工作，很难得出公允的结论。比如，满足于轰轰烈烈，热热闹闹，不调查研究，不科学决策，所上项目，别说带来效益，连投资也收不回来；急功近利，搞短期行为，甚至竭泽而渔，为了局部利益而损害全局利益；今天一个招商会，明天一个洽谈会，但“只打雷不下雨”，宣传谈成了多少项目，仔细一看，不少还是上次所签意向书的翻版，等等。这，不仅不能看作是政绩，而应受到严厉批评。然而，我们一些领导同志却喜欢这一套，甚至给予“勇于开拓，政绩突出”的评语。如果老是让那些虚夸者得利，所谓“报喜得喜，报忧得忧”，就必然诱使一些人专在“败絮其内”变“金玉其外”上下功夫。有人指出，“干部出数字”何以在一些地方常盛不衰，真谛就在于“数字出干部”。这话虽然说得不好听，却戳到了我们干部体制上的痛处。
发展理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关于发展速度的观点，对于指导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这样一个严峻的问题：“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１９９０年，他又指出：“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同时，他还明确指出，这“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很显然，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是有条件的速度，既不是慢慢吞吞的低速度，也不是不顾实际可能、盲目攀比、片面追求的高速度，而是一种建筑在提高质量、优化结构、增进效益的基础上，尽最大可能发展的速度。
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问题时曾经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虚夸问题同样如此。因此，解决虚夸问题，必须从领导入手，采取标本兼治的方针，在提高认识、端正思想作风的同时，重点寻求从体制上解决问题的办法，让那些搞假大空的人真正尝到苦头，从而使他们不能再搞，不敢再搞，不想再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