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听沪上谱新声——上海市文化建设巡礼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喜听沪上谱新声
——上海市文化建设巡礼
本报记者李战吉
编者按：６月２６日本报一版发表了《繁荣·健康·有序——上海文化市场评述》，引起了各地文化部门的重视。为使读者进一步了解上海市文化建设的具体经验，今天特发表本报记者赴沪采写的专稿。
上海市注重研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建设所面临的新课题，注意文艺院团的机制调试、文化生产的市场调节、文化管理的宏观调控，较好地解决了文化体制改革中“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有钱怎么花，有人怎么用”等一系列问题，也在探索一条文化建设与市场建设、文化市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接轨的新路。我们希望各地文化部门从实际出发，借鉴上海的有益经验，扎扎实实地开展工作，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共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管理体系。
　　　　　　　　　　　　　　　　　
亚洲第一的广播电视塔还在渐渐升高，焕然一新的天蟾京剧中心已在优雅的鼓乐中揭牌；农舍田间，民族乐团播下的乐曲余音袅袅，黄浦公园又响起了广场音乐会的管弦；《大桥》、《风雨同龄人》正雄踞舞台，《上海大风暴》更吸住了荧屏观众的心……在一些人感叹经济大潮冲击了文化的今天，上海的文化建设为什么会升腾着勃勃生机？
　　以文化经济政策为杠杆政府部门管理文化
文化建设需要人、财、物投入。上海文化建设没钱。去年市财政加大了文化投入，给文化局的拨款也只有６０００万元，而全局却要开销１．５亿元。
上海文化建设有钱。建设一座上海影城耗资３７００万元，摄制１１集电视剧《大风暴》投资２４０万元，两次“上海文学艺术奖”评奖投入４６万元……仅市委宣传部每年掌握的文化建设资金就有１０００多万元。
市委副书记陈至立一语解开了这个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运用艺术和经济双重规律去管理文化。上海市文化建设的活力来自改革，来自符合实际的文化经济政策。”
在一片隆隆的机器声中，广播电视局局长叶志康指着巍然矗立的广播电视塔告诉记者，这座耗资数亿的高塔，政府没投一分钱。近年来，上海市对新闻出版局、电影局和部分新闻单位实行了“零承包”政策：对它们上缴财政的所得税全额退返。对广播电视局和文化局实行了鼓励创收政策：对它们所办的“三产”免征所得税等。正是由于有了文化经济政策的倾斜，新闻出版系统才有钱进行印刷技术改造和职工住宅建设；才有了上海影城和文汇、新民、解放三座新闻大厦。正是由于有了文化经济政策的支持，广电局才加快了改革步伐，成立了全国第一家文化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东方明珠股份有限公司，并筹资兴建广播电视塔；才有了东方电台、东方电视台、有线电视台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电视台五花争艳，赢得了广电局全年创收４．４亿元的好局面。虽然这些文化建设项目政府没有投资，但是叶志康却深有感触地说：“鼓励文化部门自我发展的文化经济政策，就是政府对文化建设的主渠道投入。过去我们要的、靠的是政府财政拨款，钱是死的；现在我们要的、靠的是文化经济政策，这才是发展文化事业的‘聚宝盆’。”
文化管理体制改革与文化经济政策实施互为表里。上海市一改过去那种政府办文化、包揽一切的旧格局，建立了政府管文化、对文化进行宏观调控的新体制，而文化经济政策则是政府实行调控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
上海市有一项行之有效的政策——以娱乐消费性文化补高雅性文化。从１９８９年起，上海市对音乐茶座、舞厅、卡拉ＯＫ厅等高消费娱乐项目开征特种消费附加费，费率为门票额的４０％。所征的附加费５０％用于发展城市雕塑，５０％用于支持文艺创作和演出。从１９９２年起，又征收了录像放映附加费，在每张门票上附加０．０５元至０．２０元，全部用于优秀国产影视片的创作和生产。
市委宣传部从文化部门财政退返金和附加费中提留部分资金，设立了上海文化发展专项基金，下设优秀节（剧）目创作资金、马列主义著作出版专项基金、重要学术活动资金等，用于发展带有导向性的高雅文化。资助出版要经过由专家组成的评委会评定，把关严格，那些平庸之作不能入围，因此，不少人已由喊出版难变成喊写书难了。
上海的文化经济政策虽然以繁荣高雅文化为基调，但对文化娱乐市场的管理也不是卡，而是导；不是管死，而是管活。市社会文化管理处处长吴逸群在介绍了上海的一系列文化立法之后说：“要管活文化市场，除了依法打击非法的东西之外，主要的还是要培育积极、健康、有益的东西去占领文化市场。”
上海每年也搞“扫黄打非”，但它更重视融导向于日常管理之中，启发、教育人们自觉地抵制那些非法、“黄色”的东西。近年来，上海举办了卡拉ＯＫ厅经理演唱中国歌曲比赛、舞厅经理演讲比赛；定期评选文明舞厅、优秀卡拉ＯＫ厅、剧场和录像放映点。在激励机制的推动下，经营者纷纷表示：营业性文化也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娱乐性文化也要追求高格调。
上海市对各种文化经营场所、经营者都有一套培训、考核、评比、奖惩制度。其中对歌厅歌手实行四级考试评级、领取演员证上岗演出制度。申报四级的歌手必须有４０首保留曲目，每升一级增加２０首，曲目中必须有５０％是富有时代和民族特色的歌曲。通过考评，发现了一些有潜力的苗子。为培养自己的歌星，提高娱乐演出的品位，文化局支持成立了歌星俱乐部，把优秀人才集中起来训练、培养，以“国产化”的包装使他们走上文化娱乐市场。
“政策作杠杆，事业大发展”。文化经济政策的不断完善昭示着上海的文化管理走上了文化与市场接轨、文化市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接轨的新路，上海的文化建设迎来了又一个春天。
　　以内部机制转换为先导专业团体办文化
１９９３年，上海市演出戏剧９７３５场，观众达７４０．９万人次；电影发行收入突破５０００万元，创历史最高水平……市委宣传部部长金炳华把上海市的文化生产和消费的兴旺归结为“花钱买了个好机制”。
谈到文化体制改革，文化局局长孙滨风趣地说：“我们的做法很简单，对政府管理部门来说是‘金蝉脱壳’，对专业艺术团体来说是‘釜底抽薪’。”市文化局不再包揽办文化的具体事务，除了代国家管理院团中的国有资产之外，主要精力放在管文化、抓繁荣上面。１８个市属院团一个没减，由院团长到院团成员层层实行了全员聘用制。院团从经营、用人、分配等方面获得了兴办事业的主动权，也挑起了自我生存和发展的担子。
市里对艺术团体不再“抱着养”，把拨给各院团的人头费变成了事业费，拨款多少与创新剧目、演出场次挂钩，变养人、养团为养剧目、养事业，促使院团深化改革、开拓发展。上海交响乐团是上海市重点扶持的７个院团之一。１９９３年２月，这个团率先成立了上海交响乐团董事会，实现了院团管理向社会开放，开始向政府、社会联合管理过渡。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和上海汽车工业总公司是乐团的董事单位，它们给乐团的资金也同市财政拨款一样，与乐团的艺术生产指标挂上了钩。乐团抓住机遇，实行了全员聘用制，公开向社会招聘演奏员，拉开了个人收入分配档次，引进了竞争机制，激发了全团人员的排练、演出热情。去年１、２月份基本上没有演出，改革后的１０个月共演出１１８场；观众达１２．２１万人次，比１９９２年增长了３８．６％；全年收支结余５．９万元，自给率达到６５％。
上海市的艺术院团还充分利用市里的文化优惠政策，经营向“三产”开放，开辟以副业补主业的道路，不但拓宽了院团发展的资金来源，也解决了部分未聘人员的去向问题。上海沪剧院所属的百花园艺术经营公司去年上缴院里补文经费７３．６万元，既保证了剧院偿还５０万元的陈年旧债，也推动了艺术创作和演出。去年剧院创作上演的两台新戏都在上海市获奖；全年共演出３３６场，比１９９２年增长５１％；演出收入７８．６万元，超指标４５．５％。改革使剧院跳出了“捧着金碗要饭吃”的怪圈，“造血功能”使剧院步入了滚动发展的良性循环。难怪一出《明月照母心》上演，能发给编剧一万元酬金；难怪剧院有魄力参与主办“首届上海沪剧青年演员大奖赛”；难怪沪剧院艺术总监余雍和会雄心勃勃地宣称：“我们现在是自己养活自己，最终要完全走向市场，在市场上发展自己、繁荣事业。”
事业向市场开放是上海专业文化团体改革的又一特色。１９９３年３月１８日，在雄伟别致的上海影城里，发生了一件或许可以载入新中国电影发行史的大事：由上海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转制而来的文化事业公司——上海永乐股份有限公司宣告成立。它彻底摆脱了计划经济模式，组建了上海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制片公司等２２家永乐分公司和子公司，制定、推行了全员劳动合同制和２１级工资分配制，旧貌换了新颜。
谈到转制一年来的收获，公司副总经理郭庚年喜形于色：１９９３年全公司实现总利税２３００万元，比上一年增长１１８％，更令人惊喜的是其中１３００万元是电影发行放映的收入。
有了家底，永乐公司成了上海市文化天地中的一匹“黑马”。去年，公司举办了工人电影节、中小学生电影节、大学生艺术节；设立了永乐创作基金，支持创作好剧本；参与投资拍摄现实题材影片《都市情话》。今年，推出了《军歌声声》这套以歌唱解放军为主要内容的优秀歌曲影碟唱盘、录像带、录音带；拿出５０万元设立了“上海市中小学生《永乐》电影教育活动基金”……
　　　　以繁荣高雅文化为重点社会力量兴文化
晚风习习，霓虹灯闪烁。黄浦江畔飞出了时而雄壮时而婉转的乐曲声。双周广场音乐会拉开了帷幕。３０００多男女老幼拾级而坐，屏息品赏。上影乐团的音乐指挥家王永吉称之为“把听众久违了的音乐送给听众”。这种免费音乐会的主办者是社会团体。
近年来上海成功地举办了上海国际电视节、电影节、动画片节、魔术节、广播音乐节以及南北京剧名家汇演、中国著名歌唱家演唱会等活动，创造这些文化景观的还是社会力量。
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徐俊西介绍说：“社会不仅要参与文化消费，也要参与文化建设。这样既可以把高雅文化普及到人民群众中去，开发未来的市场，也能够动员社会力量来把握文化生产的导向。”
“政府出主意，社会出资金”，这一思路培育出了不少繁荣高雅文化的“杰作”。去年，上海市１４家剧场联合举办了“’９３上海优秀儿童剧展演”，来自各地的１０个专业剧团的１２台戏，在１０２天中演出８８１场，中小学生观众达８５万多人次。从今年２月起，演出公司、上海艺术节组委会等出资办起了为期３年的“双周免费星期音乐会”，组织市属音乐院团为学生演出。不少中学生听了音乐会之后高兴地说：“真想不到除了流行歌曲之外，世上还有这么美妙的音乐。”一些学生干脆拿起扫把打扫音乐厅，来表示感激之情。
上海逐渐形成了社会化的想文化、兴文化、促文化的风气。１９９３年１２月，一个使文化界欢欣鼓舞的消息不胫而走——宝山钢铁（集团）公司出资１０００万元设立宝钢高雅艺术奖励基金，奖励优秀作品和为繁荣高雅艺术做出突出贡献的文艺工作者。今年２月，在本息不动的情况下，宝钢另行出资１８０万元首次为１５０名个人和２３部作品颁奖。其中６１名长期从事艺术工作、成就斐然的老艺术家，每人获得一枚重３６克的２４Ｋ纯金特别荣誉奖章。当时正在住院的老艺术家黄佐临得知自己获奖的消息，感动得流了泪。回忆颁奖时的动人场面，著名表演艺术家张瑞芳、袁雪芬、胡蓉蓉激动地说：这个奖比什么都宝贵。因为我们得到的不只是一块真金奖牌，还有一颗比金子还珍贵的心。然而宝钢（集团）公司董事长黎明却平静地说：“高雅艺术是国宝，我们企业有责任让国宝大放光彩、代代相传。一个宝钢能力有限，我们想以实际行动唤起更多的企业参与文化建设。”
成立文化发展基金会，是上海市倡导社会兴文化的又一重大举措。１９８６年底，市里拨出４０５万元启动资金，办起了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经过７年的滚动发展，除去开支外，至１９９３年底，基金会已拥有本金２２００万元。
谈起基金会的职能和作用，基金会秘书长陈清泉把它归结为“加油站、储蓄所、急救站”。
摄制电视剧《围城》，基金会投资１／３强，共１５万元；排演京剧《曹操与杨修》投资１／２，共１１．５万元；鼓励摄制《大潮汐》补贴１５万元，……基金会为急需资金的艺术创作加了油。
文艺评奖是上海繁荣文艺的重要手段，基金会为评奖储备了资金。两年一次的上海文学艺术奖、中长篇小说奖，基金会每次各出全额资金１５万元；每年一次的白玉兰表演艺术奖，每次出半资１０万元。
基金会还与文化局合作，出资６０万元，摄制５０岁以上的艺术家的表演资料电视片，计划用３年时间，把在上海流传的各剧种的代表人物、代表作品全部抢救出来、保存下去。从１９９２年起至今已经摄制了京剧《穆桂英挂帅》、沪剧《小白菜》等２３出戏。
基金会成立以来，赞助文化事业的总额已达８００多万元；其中去年支出的金额即达４２６．４万元。去年，基金会出资与文化局联办的“’９３上海新剧目展演”成了检阅上海文化事业发展成果的盛会。参演的２７台新戏，多半是现实题材的作品；在历时半年的展演中，演出了近７００场，观众超过了６０万人次。
如今，经济的发展会带来文化的繁荣，已经成为上海文化人的共识；在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的同时，把它建成一个文化中心，已经成为上海人民的共同目标。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在文化褪去神圣光环的情势下，上海正以改革来平衡心理、稳定队伍、发展文化，也正在通过机制转换来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管理的新路。在新的机遇和挑战面前，一座新型的社会主义文化大厦正在浦江两岸拔地而起……（附图片）
压题照片为陈石麟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