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好戏在后头——本报记者采访百户试点企业归来话改革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国有企业：好戏在后头
——本报记者采访百户试点企业归来话改革
“搞好国有企业‘有戏’吗？”
采访经济特别是工业企业的记者，经常会遇到这个问题。有时是别人问，有时是自己设问。一个很多人说不清的问题，显然是难题。
最近，本报一批记者前往部分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采访，实地看到了这些企业的改革正在走向更深层次，从所见所闻中受到鼓舞。有关报道一部分已在近期的《百户试点企业方案探析》专栏推出。但是，报道之后，大家感到言犹未尽。于是，又凑在一起议论起来。
说来说去，大家普遍感到从试点看，搞好国有企业“有戏”！
共识正在形成
王清宪：我觉得，充满信心的最大依据是，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和目标后，通过这些年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基本上形成了共识，这一点十分重要。比如重庆钢铁公司的试点方案能出台，而且在不少地方有所突破，最重要的在于重庆市委、市政府和有关部门能够从过去的思路中走出来，站在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的高度看问题，站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高度认识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性。
今年的企业改革，可以说是亦易亦难。所谓易，是说改革的方向、目标明确了，就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且，一些配套政策也在陆续出台，国家经贸委还提出了一系列操作性很强的措施，如“增资、改造、分流、破产”等。所谓难，是指企业改革的试点工作已经进入了实际操作阶段，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个具体困难，寻找解决办法，不能回避现实。
只要大家都从搞好国有企业的大局出发想问题，一些有矛盾的事就比较容易统一看法，找到逐步克服困难的办法。
班明丽：从事多年工业报道，目睹了十六年来企业改革的历程。从内心说，我觉得国有企业能搞好，因为我了解他们的能力和潜力。可是，一想起那些长期困扰企业的难题，又不免心里底数不大。最近学习了江泽民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又到试点企业去采访，感觉这种信心更加强烈。
我到上海三维制药公司采访试点情况。这个５０年代建立的国有企业，一直不等不靠，以适应市场竞争为目的，对企业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进行了不间断的改革，试点之前已经具备了与现代企业制度接轨的基础。正如三维人所说：“即使这次不当试点，我们自己也会走上这条路的。”像三维制药公司这样的国有企业，很不少。如果再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一步赋予他们更多更好的发展条件，他们的潜能发挥将会是大跨度的。由此感到，像三维公司这样一批国有企业，能够从自身的实践中自觉走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条路，说明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富有生命力的，是符合我国国情的。
难点有所突破
莫新元：信心还来自于试点工作在不少重点和难点上有了突破。江总书记多次指出，企业改革的关键是实现政企分开。国有企业资产归国家所有，政府代表国家行使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在不改变国有企业所有制性质的前提下，究竟能不能实现政企分开？不少同志对这个问题持怀疑态度。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这个过程同时就是政企分开的过程。以我采访报道唐山碱厂为例，这个企业通过债权转股权，不仅解决了历史债务问题，而且企业有了一个由多元股东持股的出资人，从而使企业形成了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相互制约、互为保证、责权分明的法人治理结构。这样，企业就不再是政府部门的附属物了。
通过试点明确了企业必须要有资本金，同时要有出资人。从目前试点的情况看，出资人可以是国有资产运营机构，也可以是授权经营国有资产的大企业或企业集团，他们是经营国有资产的“老板”，具有企业的身份，对国有资产承担保值增值的责任。出资人是一个新角色，过去由于缺少这个角色，要么是政府当“老板”，企业成了政府部门的附庸；要么是企业没“老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无人负责。
出资人新角色的出现，使实现政企分开的思路渐渐清晰起来。政府在行使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时，应该逐步实行“政资分开”。所谓“政”，是指政府部门行使对国有资产的行政管理职能；所谓“资”，即指国有资产运营职能，主要应由国有资产运营机构（或授权经营国有资产的大企业）来承担。试点中能取得这样的认识，应该说这是在“政企分开”问题上一个了不起的突破。
江世杰：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即国有企业不但要有资本金、出资人，还要逐步建立起资本金的补充机制，缺了这一条，国有企业连正常运转都难以维持，更谈不上提高自我发展能力，最终还是离不了国家的扶持，难以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我认真阅读了重庆钢铁（集团）公司、长春摩托车集团有限公司、太原钢铁（集团）公司等几个试点方案，他们都充分考虑了这个问题，分别制订了相应的措施，把企业经营国有资产所得的利润，大部分留给企业，用于扩大再生产，使企业获得自我发展的能力。逐步成为“四自”的法人实体、市场竞争的主体。
对困难心里有数
王彦田：这次采访，我深感，我们既要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充满信心，又要对操作的难度有充分认识，不能急于求成。越是深层次的改革，力度越大，矛盾困难就都会显化出来。
比如企业的历史债务问题、企业办社会的负担问题等，光靠企业解决不了，需要政府及全社会来共同解决。现在清楚了，从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来说，企业办社会是不应该的，应该由政府部门接纳企业的这方面职能。但是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财力的支持。我采访太原钢铁（集团）公司时了解到，太原市企业办学校所花的费用，比政府教育部门办学校所花的费用还要多，让政府承担社会负担，困难显而易见。
还有一些大企业，是先有厂后办“社会”的，原本就没有城市作依托。这些企业要分离办社会职能，难度就更大了。所以，只有正视试点中的困难，既坚持现代企业制度的原则要求，又从自身的实际条件出发做决定，才符合实际，有可操作性。
江世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难度确实不小，这一点，从试点企业进度不平衡就能体现出来。但是，同前两年相比，试点方案的诞生至少说明，改革方向和思路大体清楚了，难主要难在具体的落实和操作上。有些问题，如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即使马上解决不了，至少从现在开始不应当再把这类负担往企业身上压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一个较长的过程，方向和思路清楚了，矛盾就会逐渐向好的方面转化。
认识还须提高
朱剑红：对试点的难度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因为改革的不断深入，意味着利益格局的不断再调整。从目前来看，有不少试点方案还只是一个框架，许多具体问题还需要在架子搭起来之后一个一个去逐步解决。比如不少试点企业目前仍是董事长总经理“一肩挑”，一人担任，严格地说，不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只能是一种过渡。因为这样做不利于建立有效的内部制衡机制。又如现在谁都知道应该把企业的高负债率降下来，这样企业才能“一身轻松好上路”，但是具体落实时就不那么容易了，因为涉及到政府部门利益再调整。因此，对试点的重要性还要不断提高认识。试点企业都是国有企业的优秀代表，我所采访的冶钢集团建于清朝末年，这么多年一直是国家特殊钢生产的中坚力量。这样的企业在国民经济中起着栋梁作用，如果对搞好这样的企业没有紧迫感，舍不得牺牲一些部门利益，我们的国有企业就可能真的“没戏”了。
彭嘉陵：在改制中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各种角色，思想观念应当尽快到位，要发挥广大职工的作用。离开了广大职工的理解和支持，现代企业制度无法建立。杭州汽轮动力（集团）公司的试点方案，得到了９３％的职工的赞成，这就是一股巨大的动力。要使更多的职工群众了解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符合企业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的，因而也是职工的利益所在。改制过程，是征求群众意见的过程，也是动员群众投身改革支持改革的过程，这是改制成功的重要基础。
有的地方政府主管部门还在给试点企业的领导干部定行政级别，为了便于今后下发文件。改制试点企业应当在任命干部方面按照新“章程”办事。
班明丽：由此我想，我们对试点除了要有信心、有决心、有耐心之外，还应该加上一个要“有诚心”。诚心诚意地支持国有企业的改革，积极推进试点。如能这样，搞好国有企业不但“有戏”，“好戏”还在后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