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家笙歌待良工——韬奋百年诞辰之际看大众文化的走向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化)
专栏：

　　万家笙歌待良工
——韬奋百年诞辰之际看大众文化的走向
本报记者祝华新
“我们办这个周刊，心里念念不忘的，是替社会造成一个人人的好朋友。你每逢星期日收到这一短小精悍的刊物，展读一遍，好像听一位好朋友谈谈天，不但有趣味，而且有价值的谈天；你烦闷的时候，想想由这里面所看见的三言两语，也许可以平平你的心意，好像听一位好朋友的安慰；你有问题要待商榷的时候，提起笔来写几行寄给这个周刊，也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意见，好像和一个好朋友商量商量。”
这段话不是９０年代某家流行刊物的征订广告，而是摘自二三十年代上海一家创下全国杂志发行最高纪录的《生活》周刊，再过几天（１１月５日）是它的主编邹韬奋先生诞辰１００周年。
胡愈之说过一句十分中肯的话：“假如鲁迅是不朽的人民的导师，韬奋却是真正的人民的伙伴，人民的朋友。”
　　　　大众文化的浪潮
“五四”时期的文化大师提倡白话文和“通俗的社会文学”，揭开了近代文化向大众回归的序幕。在文学界，以老舍为代表的作家在向外国文学借鉴的同时，注意从传统小说中汲取描写技巧，适应社会大众的文学趣味。与“五四”早期略嫌“欧化”的作品相比，３０年代以后的中国小说带有更丰富的东方气质。在学术理论界，有“科学小品”热，周建人等写自然科学小品，艾思奇、胡绳等写哲学小品，许涤新等写社会科学小品。１９３６年毛泽东给正在西安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叶剑英等人去电：“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的《街头讲话》之类），作为学校及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韬奋于１９２６年１０月接办《生活》周刊。他把读者定位为“一般有正当职业或正在准备加入正当职业的平民，尤其是这班人里面受恶制度压迫特甚的部分”，“最大多数的文化水准比较落后的群众”，包括中学生、店员、识字的工人等。最有特色的是读者“信箱”和编者的“小言论”。青年男女有什么心事不便对父母讲的，却愿说给韬奋听；社会上发生什么事情，读者就会想到“看看韬奋先生是怎么说的”。北京理工大学副研究员杨东平认为，与《新青年》、《新月》等以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知识分子为对象的杂志不同，《生活》的宗旨不在于从学理上探索和发展新思想，而是用通晓明畅的语言传播新知识和新思想，从而奠定了上海新闻、杂文写作中与鲁迅风格并存的韬奋式“小言论”的文路，流传至今，几乎成为上海文字的主流风格。
时至９０年代，国人的文化教育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但知识分子在中国仍然是十分稀缺的社会资源。只要看一看多少江湖术士公然招摇过市，我们就不得不相信，用文化的“大众化”来“化大众”仍然是知识分子的使命。
　　平民化知识分子
韬奋与大众文化的不解之缘与他的生活背景很有关系。他原名邹恩润，家道中衰，靠豁免学费、当家教和借贷读完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毕业后又一度在一家纱布交易所当英文秘书。《生活》周刊起初设在一个小小的过街楼上，“排了３张办公桌就已觉得满满的”。即使在《生活》名扬天下以后，他一家５口仍然与一位有家眷的亲戚合住，每天步行上下班。他没有多少高处不胜寒的孤傲和矜持，对社会底层生计的艰难抱有深切的理解和同情。这与当时北京的一些“学院派”知识分子沉醉于中山公园的聚会、才女林徽音家的沙龙形成鲜明对照，当然，后者对雅文化的维系也是功不可没的。
曾获首届韬奋奖提名的新闻漫画家陈西林感叹道：这么多年过去，有些报人好像反而不知道如何为百姓办报了！根本原因恐怕是有的人行政机关的新闻发布会、商家的记者招待会参加多了，不再把自己当作百姓中的一员，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凌驾于老百姓之上。能不能把为百姓办报概念化小，变成为我的邻居、我的朋友办报？我们和读者都住在同一条胡同里、同一条马路边，彼此知根知底。这样就把空谈变为实际的操作手段。
报人对平民大众有没有感情上的认同和默契，读者是敏感的。北京工商银行华威路分理处主任高妙英说，一些街头小报热衷于渲染歌星、影星的奢华派头，毕竟离市民日常生活太远了。这些办报人心目中哪里还存得下像当年背粪工人时传祥那样的普通人？比较而言，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北京电视台《北京特快》着力反映普通百姓的身边事、心里话，看起来十分亲切。
　　打通雅俗的大手笔
当年好莱坞华人影星黄柳霜首次回国，是一件轰动娱乐界的新闻。韬奋却认为，她所演的影片接二连三侮辱中国是“对于自己民族的难以宽恕的罪过”，“很诚恳地希望她翻然觉悟，能以国际闻名的艺人地位，替中华民族在国际艺术界获得相当的光荣，等到第二次回到祖国时，值得我们热烈的欢迎。”
谈到冯玉祥不准士兵穿缎鞋的逸闻，韬奋反问：不废除剥削制度，劝人廉洁劳苦会不会被贪官污吏用作谋取私利的借口？
军官续范亭、监察院委员杜义因不满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愤然自杀，引起舆论界广泛同情。韬奋则进一步指出：“在民族解放斗争日益尖锐化的时候，正需要不怕死的斗士，这样消极的自尽在国家方面反而是很大的损失”；要“志在杀敌，决不自杀”。
韬奋就是这样从老百姓关心的日常琐事入题，讲一些入耳贴心的大道理。３０年代曾在韬奋创办的生活书店工作过的陈敏之研究员说：“韬奋的文章不是很深，但能扎扎实实唤醒民众，带动大众往前走。”韬奋背后有一个重要人物，即中共秘密党员胡愈之，他的视野由此舒展开来，思想得到升华。他早期爱对青年谈人生修养，后来转而把个人问题放到当时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环境中来分析，鼓励读者在民族解放、民主革命中寻找自己的出路。这恐怕是韬奋的杂志在通俗类报刊云集的上海滩上高出一筹、不同凡响的关键。
当前新闻传媒中雅俗的分化越来越鲜明，媒介市场基本饱和。你到地铁中看一看上下班的人流，什么样气质的小伙子手里拿的就是什么层次的报纸，喜爱“法制新闻选萃”的恐怕不会去读《文汇读书周报》。伴随着市场的发育，一代报人走向成熟，他们感觉敏锐、精力旺盛、操作能力强，但像韬奋那样学问功底好、富于洞察力、擅长打通雅俗的大手笔还不多。
　　大众文化的自尊与自律
有人以为文化走向市场就可以百无禁忌，什么东西能煽情、能畅销就登什么，报格、人格都不重要了。韬奋却对杂志的“社会信用”倍加珍惜。据８８岁老翁、曾在韬奋身边工作过的莫志恒回忆，生活书店出版的十余种定期刊物是从不脱期的。在发稿之日如果有哪位作者还不缴稿，韬奋会亲自出马到作者那里坐等。如果哪个环节有延误，他是要跳脚的，大发脾气。
生活书店的另一位老人王仿子说：韬奋不允许杂志上有一个错字。作为主编，他亲自下印刷厂，校正版样，检查标题字号，增删文字。现在有人以为只要“策划”到一本有轰动效应的书，可以不要总编辑、不要编辑加工、不要专职校对，以最快的速度推向市场，就稳拿利润，结果却是错误百出、不堪卒读。
新闻界韬奋奖评委会主任李庄透露，今年第二届韬奋奖首次把评奖范围扩大到校对员、检查员，还有人建议以后增加资料员、检查员和第一读者参评。校对和主要资料员的水平不应比编辑低，其待遇也应有相当的安排。他工作过的新华日报华北版校对科曾经出过很多人才，如袁毓明解放后出任《大公报》总编辑。人民日报２０年的老校对员王领弟说，有人以为谁都能做校对，其实不然！做报纸校对，年轻人没有花前月下，老年人没有天伦之乐；改了错非但读者不知道，连作者也未必明了，而出了错人们就会问“校对干嘛去了”。没有很强的责任心，这一行怎么干得好？
　　假如韬奋还活着
战争环境和国民党的专制迫使韬奋６次流亡，还尝过８个月的铁窗滋味，除了《生活》周刊持续７年多、《全民抗战》出刊２年５个月，他主编的其他报刊没有超过１年的。他４８岁英年早逝。如果天假以年，他还能为大众文化做更多的事情。
三联书店北京联谊会名誉会长徐雪寒惊问：“如果韬奋活到现在，看到出版界的迅猛发展固然高兴，但对编校质量滑坡、出售书号、盗版严重等问题又会有什么感想？”
北京三联书店原总经理沈昌文说：生活书店出的书大都是“短、平、快”的，韬奋自己写的《萍踪寄语》等著作章节分得很细，每篇文章很短，没有架子。新闻出版署图书司副司长迟乃义感叹：近年来图书出版中贪大之风渐长，几十人、甚至几百人仓促凑成几十万字、上百万字的“全书”、“大典”、“丛书”之类，其中水分越来越多，谬误越来越惊人。这使我们倍加怀念从前那些思想文化高品位的小册子。像王力先生那本薄薄的《诗词格律》培养了几代诗词爱好者，到１９９１年印数已逾１００万册。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和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的《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也为脍炙人口之作。
新闻出版署报纸司副司长宋克明提出：报纸不努力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就只能依赖公费订阅；要鼓励新闻类报纸走上报摊、扩大零售量，以提高报摊读物的品位。
９０年代以来，学术界对８０年代的学风空疏作出深刻反省，摒弃纷华、端坐书斋治学，十分可贵；但也有矫枉过正的一面。有人觉得连鲁迅那样的思想家都不足取，王国维、陈寅恪一类学问家才是文人的正道，更何况韬奋这样的大众文化的鼓瑟人。然而，专业化并不是要求学者不再关注现实的社会进程，不必对社会讲话。韬奋的朋友柳早就说过，社会科学知识不应“被洋楼的学者所专有”，要走上街头，给“穿短衫裤的群众解决一些疑谜，增加一些生活力”。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体制改革、社会转型、价值变迁，有多少问题需要理论工作者作出有说服力的解答，责无旁贷啊！
（附图片）
能否让大批高品位的报刊扩大零售，走上报摊？
方云伟摄
韬奋，继恽代英、邓中夏之后又一位知识分子宣传鼓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