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样的心理分析——读序有感 [复制链接]

第4版(大地·读书)
专栏：书里书外

　　走样的心理分析——读序有感
裘真
我读书有个积习——先看序跋，后观正文。此番浏览倪墨炎、陈九英合著的《鲁迅与许广平》（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亦如此。
　　序言有两篇。序一由鲁迅公子周海婴撰写；序二的作者署名刘绪源。海婴在序文中表示了两点担心：一是“类似题材的书已经有过，是不是能超越以前的作者，而不沦于炒冷饭，并不是很容易的”；二是鲁迅与许广平之间并没有“戏剧性的秘闻”，在当前的书籍市场上是否缺少吸引读者的“卖点”。读完刘序，才知道周先生的忧虑似乎多余，因为这本书中既有“新意”，又有“戏剧性秘闻”。刘序列举的例子之一是，鲁迅与许广平1925年即已同居。
　　在多种鲁迅年谱中，发表最早的是许寿裳、许广平、周作人共同编撰而由许寿裳总其成的《鲁迅年谱》。这一年谱内容虽然简略，但由于编撰者分别是谱主的挚友、夫人、二弟，因而自然最为可靠，最具权威。许寿裳在该年谱1927年10月项下原来写的是：“与番禺许广平女士以爱情相结合，成为伴侣”。许广平定稿时，将这行文字改成了简单明了的六个字：“与许广平同居”。“同居”，在许广平看来，就是男女双方因情投意合，相亲相近，互相信任同住在一起，而不受当事人之外的任何方面束缚。以许广平心胸之开阔，思想之前卫，有什么必要故意把她跟鲁迅同居的时间推迟两年呢？难道早同居就人格渺小，晚同居就精神高尚吗？
　　根据常理，要推翻一个重要史实，必须拿得出有足够说服力的证据。那么，《鲁迅与许广平》一书披露的这一“戏剧性秘闻”有何根据呢？对此，刘序作出了明确解答：“作者是从一些外围材料入手进行这一研究的，其中主要是根据许广平的作品，尤其是一篇名为《魔祟》的独幕剧。我感到作者运用了一点近似于弗洛伊德的方法。我是很欣赏这种研究的。”
　　《魔祟》究竟是一篇什么样的作品？据知情者说，这原是一篇未曾发表过的独幕短剧，用铅笔竖写在两张道林纸上。有研究者在鲁迅博物馆资料库中翻检许广平的遗物，无意中发现了这篇文稿。经鉴定笔迹，确系许广平佚文，便首刊于1985年出版的《鲁迅研究动态》第一期。这出短剧原未注明写作年月，经分析考证，当写于鲁迅去世之后。所谓当时“为鲁迅扣下，没有发表”纯属子虚乌有。许广平通过对她在上海跟鲁迅同居生活的艺术写照，委婉含蓄地抒发了她对鲁迅的缅怀和愧疚之情——这种愧疚之感正是她对鲁迅挚爱和对自己苛责的自然流露。
　　那么，《鲁迅与许广平》一书的作者如何能够从《魔祟》一剧中得出鲁迅跟许广平1925年便已同居的结论呢？查原文，作者的理由是：“这剧发生地点：‘一间小巧的寝室，旁通一门，另一间是书房。’这正像是鲁迅家（按：指鲁迅北京西三条寓所）的南屋。许广平在（1925年）8月中旬在这里住了五六天，以后也常到这里住宿。”
　　许广平为什么会在1925年8月到鲁迅北京寓所暂住？原来，当年8月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勾结北洋政府教育部，出动军警、流氓武装解散女师大，并准备采取“林冲押配沧州”的办法将女师大学生领袖许广平等六人押解遣送原籍。据许广平回忆，她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平日过从很密的亲友，同学，很多都怕惹事，拒绝招待了。这时候只有鲁迅挺身而出，说‘来我这里不怕！’于是，我就在现今故居的南屋，和老同学许羡苏住在一起，躲过了最紧急的几天。事后曾经听说，有几个警察也来过西三条胡同，但都被鲁迅坚决顶回去了。”（见《鲁迅回忆录·女师大风潮与“三一八”惨案》）
《鲁迅与许广平》一书的作者无视上述历史背景，把鲁迅故居南屋接待一般来客的客厅当成了鲁迅通宵写作的书房，尤其不能原谅的，是有意或无意地抹杀了许广平当时跟许羡苏同住的事实。经过这种分析和加工，鲁迅的正义之举就变成了乘人之危。这种主观臆断的不良学风居然能受到欣赏，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历史的真相是：鲁迅跟许广平于1925年10月相恋，于1927年10月下旬正式同居。笔者重申这一史实，并非这些日期对于鲁迅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评价鲁迅的历史地位主要取决于他的文化业绩本身，而不能光将目光盯住其“脐下三寸”。笔者之所以不能已于言，主要是想在历史人物研究中张扬一种存真求实的学风，反对主观臆断，哗众取宠。令人遗憾的是，在《鲁迅与许广平》一书中，类似失误还可以举出一些。
　　刘绪源序文的不确和欠周之处也还有一些。写序不是友情演出，序言不是商品广告。如果使读者把谬误也当成“令人信服”的新见解，是对读者的一种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