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科室到“国家队”——记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全军烧伤研究所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从小科室到“国家队”
　　——记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全军烧伤研究所
　　新华社记者 胥金章 本报记者 胡健
　　在重庆歌乐山脚下，每当群众看到有直升机降落，就知道又有一名重度烧伤病人被送来了。当地群众常常引以自豪：这儿有世界第一流的医疗机构——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全军烧伤研究所。但很多当地人并不知道，这个研究所曾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世界领先”和“中国之最”：
——组建了国内第一个烧伤专科病房，填补了烧伤医学在我国的空白；
——最早在国内系统开展烧伤实验研究；
——最早在我国发起并承办了国际烧伤学术会，把我国烧伤医学研究成果推向了世界；
——成功救治不同烧伤程度的患者15000余例，总治愈率达到99％以上，治疗水平国际领先。
　　当年小小的三人烧伤治疗小组，靠着艰苦奋斗和对事业的执著追求，发展成为国内最大、成果最多的烧伤研究所
　　早在40多年前，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出现成批烧伤伤员，一名叫黎鳌的普通外科医生发出了中国不能没有烧伤医学的呼吁。为此，他把一份请战书和一份入党申请书郑重交给了组织。于是，一个仅有3名军医，6张病床，20平方米的我国第一个烧伤专科病房在三医大西南医院悄然诞生。从此，黎鳌和他的战友们开始了一门新兴学科的执著探索。
　　国内没有前人经验可循。为了掌握烧伤防治的基本规律，在黎鳌的带领下，科里的医护人员常常吃住在病房，24小时轮班，眼睛瞪得溜溜圆，不间断地监视着患者的病情，记录了一系列宝贵的资料数据；梳理了千头万绪的病情反映；构划了分门别类的治疗方案。传统的包扎治疗法难以避免细菌的繁殖，他们大胆地采用暴露疗法；全国盛行的危重病人陪床制易产生交叉感染，他们果断地采取了医护人员整体护理制；当时流行的“彻底清创”不利于创面愈合，他们毅然改为适时“简单清创”。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扭转了治疗大面积烧伤的被动局面，大大提高了治愈率，也使他们在自己的事业中迈出了可喜一步。
　　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医学科学发生和孕育着沧桑巨变。为了抢占新的制高点，在“九五”期间，他们把分子生物学和细胞生物学广泛地与烧伤学结合，新建了细胞信号转导联合实验室和组织移植实验室；深层次拓展学术交流，邀请了45名国外著名学者来烧伤研究所讲学；加强网络建设，铺设了医学信息高速公路。这些紧跟时代和具有前瞻性的举措，构建了烧伤研究所发展的新平台，近几年获国际、国家、军队高层次课题项目16个，科研基金1500多万元。
几十年来，三医大西南医院的军医们正是靠着这样一种对事业锲而不舍的执著追求，才使我国烧伤医学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
当年小小的三人烧伤治疗小组，如今已发展成为拥有四个病区、120张床位、上百名科研人员、9个实验室、10000平方米工作场地的国内最大、成果最多的烧伤研究所，成为世界烧伤治疗“四大家族”之一。他们编写专著50余部，其中《烧伤治疗学》是我国第一部烧伤医学专著；获得了首批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也是医学领域里的第一个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5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等近百项高层次奖励，被誉为“中国烧伤医学国家队”。
“外国专家能办到的我们要办到，外国专家办不到的我们也要努力办到！”
美国一知名医学杂志转载烧伤所的经验时，编者曾写下了这样一句按语：“有志于治疗烧伤者，请认真读一读中国医生的经验。”美国前副总统蒙代尔在北大讲演时说：“中国的烧伤治疗是先进的，我们要向你们学习。”
早在上世纪70年代，烧伤研究所就瞄准了国际难题。当时，大面积深度烧伤患者的救治深深困扰烧伤医学界，当时国内外无成功救治的先例。国外的医学教科书甚至断言“烧伤面积超过50％的病人不能治愈”。但是，烧伤研究所的军医们偏不信邪：“外国专家能办到的我们要办到，外国专家办不到的我们也要努力办到！”
他们通过大量的临床观察和实验论证，实测了国人体表面积，制定了我国体表计算面积新九分法；通过大量病例，总结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新的输液公式，使大多数烧伤病人能平稳度过休克期。如此这般，救治70％、80％、90％大面积烧伤病人的记录不断被他们一代又一代人刷新，其救治水平明显高于号称世界一流的美国烧伤中心。
曾经，吸入性损伤（因火焰等形成的高温、高压气体进入气道造成的损伤）的治疗是一个国际难题，致人死亡率居高不下。谁解决了这个问题，谁就是烧伤治疗领域的领先者。国外医学科研人员无法设想的是，一只廉价的高压锅怎么能改造成动物致伤器，一个旧心导管如何能代替实验用的漂浮导管……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烧伤研究所首先选择了吸入性损伤作为突破口，组织全校20多个科室、百余名专业技术人员协作攻关，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历经数年的艰苦努力，先后完成了40多项100多个分题的研究，得到了几万个实验数据，基本弄清了吸入性损伤的病理、生理变化，摸清了发病规律，提出了呼吸道烧伤早期肺水肿的诊断和发生机制新见解，得到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相继承认和证实，破解了这道世界性难题。1994年，美国烧伤学会把国际烧伤的最高奖“伊文斯奖”郑重地交到他们的领头人——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黎鳌教授的手中。
为了解决另一道国际难题——揭开“肠源性感染”的奥秘，他们寻找其间的一粒细菌就花了近20年时间。那天，当马利博士用电子显微镜锁住了那颗带荧光素标记的细菌时，全所研究人员无不落泪。在此后的一次国际学术会上，马利代表研究所报告了这一研究成果，提出了“在多脏器功能衰竭的发生中，肠源性感染起重要作用”的新鲜论断。会场上，世界著名烧伤专家戴切激动地说：“我们的研究刚刚起步，你们却达到如此高的水平，了不起！了不起！”
不断创新进取，不断攻克难关。为了解决治疗大面积烧伤皮源不足的难题，他们组织人员对延长异种皮存活进行研究，获得成功。随后，他们又首先在国内成功培养人皮细胞并用于临床。并将最新科研成果如早期一次大面积切痂防治烧伤早期损害、肠源性感染的防治、延迟快速复苏治疗、烧伤“休克心”的防治、肺表面活性物质和大容量肺灌洗治疗吸入性损伤、早期肠道喂养等大胆运用于临床治疗。他们创造出了惊人的业绩：大面积三度烧伤病人治愈率达95％，居于世界领先水平；外出抢救危重及成批烧伤病员数百次，达1100多例，抢救成功率达98％。
烧伤研究所“树壮草茂”，一个院士带出了13名正副院长、47名科室主任或学术带头人
烧伤研究所之所以能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成为在国内外颇具影响的一流学科，是与该所拥有一支高水平的科技人员队伍分不开的。
烧伤所40年来“树壮草茂”，在黎鳌院士带领下人才辈出，先后出了13名医院正副院长、47名科室主任或学术带头人、145名副高以上医学高级人才。
1985年，国家科委为该所颁发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奖金1.5万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少的数目。所有参加研究的人，对于这笔奖金的处理道出了同一个心声：我们的路还长，为了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这笔钱就不要分了。于是，“全军烧伤医学中青年优秀论文奖励基金”宣告诞生，其奖励范围囊括了全军的烧伤领域。这在当时国内科技界成为一件新鲜事。
1996年，黎鳌又将自己获得的首届中国工程科技奖的10万元奖金和首届军队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的5万元奖金捐献给第三军医大学。学校决定用这笔钱设立“黎鳌基金”，奖励全校中青年科技英才。黎鳌逝世后，他的老伴汪素娟又将各界送来的3.2万元慰问金，捐献给了烧伤基金会。
为了激励后人，使烧伤医学有奋发向上的新一代，一批老专家主动辞去各种领导职务、学术职务。他们利用自己在国际医学界的声望，把一大批年轻人引向学科前沿，先后选派数十名青年英才赴海外深造。后来，这些人都相继成为烧伤医学的栋梁之材。
从美国学成归来的青年学者黄跃生，用了整整3年时间在临床一线搞课题研究，率先大胆提出了烧伤后肝脏损害防治新方法。论文在国际权威杂志上发表后，国际烧伤外科学权威亨得教授专门为此撰写评论，肯定了这项成果。同时，黄跃生还以精湛的医术，先后成功救治烧伤患者4500例，总治愈率在99％以上，居国内外领先水平，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