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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淡化与扩散——九十年代乡村小说的演变
段崇轩发表于 1997-12-31 00:00
br/>在现实主义乡村小说作家笔下,所表现的生活事件是整个作品的“主体”(非哲学概念),生活事件覆盖着作品思想、人物形象以至艺术形式,题材仍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而在另外一些乡村小说作家那里,生活事件则成为一种“客体”(也非哲学概念),作家赋予作品的思想内涵、艺术形式等完全撑破了题材本身的拘囿,形成了不拘一格的乡村小说样式。这后一类乡村小说有着独特的文化品格和审美价值,我以为这类小说至少有如下几种样式。一种是“生存状态式”,与现实主义乡村小说相反,这种小说关注的是那些偏远、闭塞的乡村那种似乎是永恒不动的民间生活和农民们古老的生存状态,这种小说更有历史感和地域性,典型的作家作品有杨争光的《棺材铺》、《赌徒》,迟子建的《亲亲土豆》、《雾月牛栏》,阎连科的《年月日》等。再一种是“文化理念式”,中国农村是传统文化积淀最深厚的地方,也是传统文化保存最完整的所在,把农村作为一种文化标本去观照、解剖、反思,是这类小说的一个基本创作特征。我以为像周大新的《走出盆地》、张炜的《家族》等,均属于这种文化乡村小说。另一种是“精神家园式”,在这种乡村小说里,乡村已不是真实的存在,而是一种情感与精神的家园,故乡的山水、淳朴的人性、浓酽的乡情……已变成了一种诗情画意。社会越是现代化、城市化,人们越渴望回归自然、渴望纯真的乡情,这种小说传达的正是这样一种现代情绪,张宇的《乡村情感》、李佩甫的《黑蜻蜓》、田中禾的《姐姐的村庄》等就是这种小说的代表作品。这些乡村小说,是“五四”文学到新时期小说的继承和发展,是九十年代多样化的社会生活的自然显现。乡村小说以它坚韧的生命力在小说领域里渗透、扩展,不断地成熟、壮大,透过它,我们看到的依然是一个古老凝重而又生生不息的——“乡土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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