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是一个很大的刺激。资本家的妻子，在妇女群众组织的教育下，也有相当的进步。资本家本身，经过几年的生活实践和政治学习，爱国心和政治觉悟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在这种形势下，党提出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从原来主要是加工、订货、经销、代销和若干大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的阶段，推进到在一切重要的行业中，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定息的阶段。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阶段，资本主义所有制至此已起了根本的变化。今后剩下的问题，只是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取消定息、实现国有化，把资本家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公民，以及从生产上改造企业等问题了。我们相信，经过说服教育，提高资本家的觉悟，预料将来最后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就是比较容易的了。至于和资产阶级残余思想作斗争当然还是长期的艰苦的工作。
我们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是把企业的改造和人的改造工作结合进行的。在企业改造的同时，对资本家采取积极的教育方法，组织他们参加政治理论学习、参加社会政治运动，并且引导资本家内部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同时在工作上、政治地位上对资本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给以妥善的安排，有的作了厂长、经理，有的作了人民代表，还有的作了副区长，副市长。但是，资本家接受教育改造的过程，并不是没有曲折的。解放初期，有些人企图和我们“分庭抗礼，平分秋色”，要我们不要
“与民争利”，主张我们搞重工业，资产阶级搞轻工业。也有的想搞中间路线，不承认我们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但是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以后，政治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抗美援朝开始的时候，有些人原来是动摇的，紧张的，及至看到战争胜利，打败了美国帝国主义，一般也都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增强了爱国主义思想。“三反”“五反”运动在政治上揭穿了资产阶级的丑恶本质，在工人阶级内部划清了和资产阶级的界限，进一步树立了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优势，在社会上也极大地削弱了资产阶级的影响。同时，由于社会主义经济蓬勃发展并日益显示其优越性；全国都在建设，到处呈现一片兴旺气象；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绝大多数资本家面对着这种情况，内心里也不能不有所感受。自此以后，在他们中间逐渐出现了一批爱国守法的分子。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四年，我们大张旗鼓地进行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说明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不走不行。这时资本家中有许多人看清了国家和自己的前途，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在工商界中起着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有些人则表示“吃罚酒，不如吃敬酒”，一部分落后分子也发生了分化。大多数资产阶级分子纷纷表示愿意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立功。特别是在全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推动下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时，许多人表示对资本主义“死了心了”，对社会主义“定了心了”。因此，他们敲锣打鼓地欢迎改造；在清产核资时，积极工作；在全行业合营以后，一般的都能够守职尽责。有三万多人积极参加了竞赛，并且有一千一百多人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和先进工作者。可以设想，只要我们对资产阶级分子坚持执行积极改造的方针和采取正确的态度，绝大部分资产阶级分子将来都可以改造成为积极工作的、自食其力的劳动公民。
为了正确地贯彻执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几年来我们在党和工人阶级内部也曾进行了多次的反“左”反右的斗争。在解放初期，因为干部多数是从农村来的，存在着把资产阶级等同于地主阶级的“左”倾情绪，以及不看生产条件，片面地为工人谋福利的错误观点。工人群众由于多年受压榨所积成的愤怒，也往往形成了自发的斗争，要求过高地提高劳动待遇和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在“五反”运动以后，有些干部对资产阶级又产生了宁
“左”毋右的情绪，强调斗争，忽视团结。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前进速度过快过猛，加工订货中要求过高过严，在总路线公布以后国营商业前进速度也发生过快的缺点。党及时采取措施纠正了这些倾向，在前进中几次调整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我们规定的范围内能够存在和发展。右的倾向也是发生过的。在“三反”“五反”运动以前的一段时期中，我们的干部主要注意了鼓励资产阶级的积极性，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对资产阶级极力影响我们的一面警惕不够，以致有少数同志受到资产阶级的腐蚀。在一九五三年，国营商业在片面执行经济核算制的时候，又过多地放弃了阵地，使私营批发商业占了便宜。这些偏差，在中央领导下一经发现，即作了纠正。很明显，如果没有党中央的坚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及时发现和坚决纠正这些“左”的和右的偏向，我们对资本主义的改造就不可能取得这样伟大的胜利。
以上的事实说明党要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是坚定不渝的，但方法是和平的，中间经过的具体斗争是复杂的，曲折的，尖锐的。由于我们有强大的国家政权、建立了坚强的居于领导地位的国营经济，并且建立了强大的巩固的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我们完全有可能选择最有利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