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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无数烈士，还做到了古人所说的“立言”——这就是他们还留下了许多精辟感人的著作。例如李大钊同志的“守常文集”，蔡和森同志的通信和政治论文，瞿秋白同志的“瞿秋白文集”，彭湃同志的“农民运动日记”，邓中夏同志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赵世贵同志的记述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等文章，方志敏同志的“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等著作，以及恽代英同志和林育南、萧楚女、李求实诸同志为青年写的许多热情的文章，柔石同志的小说，殷夫同志的诗等等，这些遗作，在全国解放以后都已陆续出版或将要继续出版。它们对于我们青年一代——不仅青年一代——都有极其重大的政治教育意义。
我们现在辑录在这本诗抄里的烈士遗作，只是目前我们初步收集到的一部分革命先烈的诗歌创作，而且如李大钊、瞿秋白、殷夫、续范亭、李少石、陈辉诸同志的作品，也只是他们全部诗作中一小部分。今后我们还将继续收集出版。
古人说：“诗以言志”。现代人常说：诗是真实感情的流露。的确，通过革命烈士的诗作，我们可以深切感到革命先烈们的伟大襟怀；这些诗，都是革命者的伟大心声。同时，诗歌又是最容易传诵、最能动人心弦的，因此，许多烈士的诗作，虽然只有短短的几行，但读起来真是比千行长诗还有力量，更加使人受到感动和鼓舞。
烈士们知道自己的历史使命的。因此，他们也都深刻理解自己写诗作歌的使命。
李大钊同志写“岁晚寄友”，邓中夏同志写“新诗人的棒喝”，彭湃同志写“劳动节歌”，杨靖宇同志写“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歌”，李兆麟同志写“露营之歌”……这些都是他们直接用自己的笔，创作了为当前政治服务的宣传鼓动的诗歌。
从小就写诗、后来成为革命诗人的殷夫同志，不愧为“历史的长子，海燕时代的尖刺”（“血字”）。他的几乎全部诗歌都是配合当前任务的。他是我们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的诗人。他有几首诗，很鲜明地表达了他对诗歌创作的态度：
我们是青年的布尔塞维克，
一切——都是钢铁：
我们的头颅，
我们的语言，
我们的纪律！
——“我们是青年布尔塞维克”
这几句诗，真可以作为青年读者们的座右铭。他把钢铁的语言和钢铁的头颅、钢铁的纪律并举，可见烈士对于写作是怎样严肃而认真。
这样的诗是战斗的诗，这样的诗人是战斗的诗人。他们首先是革命者——干革命工作，然后才是写诗。写诗也是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他们首先是共产党员，然后才是诗人。写诗正表达了共产党员崇高的品德。
我们目前收集到的革命烈士的诗歌遗著，还很不完全——这有待于逐渐发现，许多革命前辈和烈士亲友还有很多宝贵资料可以慢慢回忆或搜集，这又有赖于后死者的我们广大读者继续不断地收辑。
但是，仅从这本诗抄里，我们已经看到了万紫千红的盛景，看到了烈士诗作的高度政治价值和艺术价值，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创作方法和风格；有现实主义的，有浪漫主义的，但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而且大都是二者相结合的。
烈士们自己都是深入生活的革命战士，和人民有密切的联系，都参加了火热的、剧烈的实际斗争。他们的诗作都写出了自己爱祖国、爱人民和对党忠诚的热烈感情，显示了他们豪迈磅礴的气魄、坚定不移的意志和对革命胜利的信心。这些诗作的思想性，无疑都是强烈的。有些烈士又写旧体诗，又写新体诗。由于诗中燃烧着炽烈的阶级感情，都写得很好。例如邓中夏同志的“贡献给新诗人”（旧体诗），“新诗人的棒喝”（新体诗）；又如，任锐同志的“送儿上前线”，这是一首好的五言古体诗。她的新体诗“午夜”，作为烈士之妻，写母亲的心非常亲切，虽凄凉而乐观，也写得很好。
瞿秋白同志生前热情地提倡文艺大众化，极力为劳动人民群众着想。他“坐而言，起而行”，自己写了一篇“东洋人出兵”的大众化长诗，而且用普通话和上海话两种语文发表。由此可见我们共产党人和职业的革命者从来就都不陷入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的泥坑，而总是主张和实行为革命而艺术、为斗争而艺术的。秋白同志也写歌词，如“赤潮曲”，又善于利用民族的传统形式。他的“平津令”杂剧和旧体“无题”、“王道诗话”又极尽讽刺之能事。
贺锦斋同志的诗与词，熟练地利用旧体来写革命的内容。他在殉难前写给乃弟锦章同志的信中附诗二首，其中有“吾将吾身交吾党……誓为人民灭虎狼”之句。其弟作悼诗说：“只知有党不知他……一腔热血洒泥沙”（泥沙是锦斋烈士死难地名）。这不是一般诗作者的普通唱和，而是革命诗人们的热血交流和赤心相印。这种深挚的革命交谊，在许晓轩同志的“赠别”，贵州殉难者的“读‘感赋’有感敬和原韵”等中也有动人的抒发。而续范亭同志的“赠毛主席”、袁国平同志的“和毛主席长征诗”、李少石同志的“祝董老六十大寿”，更表述了革命战士对于革命领袖和革命前辈的无限敬意。
黄励同志仅存的一首歌“工人苦”，非常通俗。青年烈士欧阳立安同志的“天下洋楼什么人造”也是利用旧形式写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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