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轮的力量发动了！停滞在睡梦中千余年的古国因此有了新生！
我愿再举一个实例，表示这个力量。一九四八年的春天，胶济路还没打通，黄河上也不断有搔扰。仅山东省济阳县以下的沿河十县（内有新县二）春厢工作，就超出了山东全境解放前五年工作的几倍。据山东省河务局的报告：总计修筑各种土工一百六十一处，用土约二百六十万方（一九三九——一九四一，及一九四四——一九四五等五年的工作，仅当此百分之十二）；共修各种秸埽三百一十八段，连同备防料物，共计秸苇柳枝四千四百万斤（前五年的工作当此百分之四十）；共修砖石坝三百一十七段，连同备防料物，共计砖石八万方（前五年的工作当此百分之七十八）；用民工一千三百四十万个，技术工十二万五千个。共计化费用粮四千六百五十万斤（前五年的化用当此百分之六十三）。而这一段的河长不及二百公里，还不到以前山东全境河道长四百五十公里长的一半。严格说来，括弧内的百分数都应该减半，才是正确的比较。又据黄委会的统计，山东平原两省共用土约三万公方，砖石约五十五万公方，秸柳约两万万市斤，和以前的就更不能开比例了。可是在这样的艰苦情况下，这些成就从那里来的？山东河务局在一九四八年春修堤工程总结里告诉我们：“……甚至直到今年四月初，沿河干部和群众，对于我们究竟在大汛前能否应付工程的紧急需要，还是抱着很大忧虑。下游特别是蒲台，需要极大的土方工程，但黄河南岸的人力不敷分配；全河需要巨大数量的砖石料，但我们除了几座小窑外，没有任何砖石产源；下游需要大批粮食，但因蒋灾和天灾，下游粮食已告枯竭，必须由上游杨忠县运送工粮；而这时还正当胶济线进入决议，敌机不断袭扰我黄河上的交通，西部沿河更经常在敌人攻击的威胁下。这些条件给予工程以几乎不可克服的困难。但当四月治黄会议上，区党委、行署了解全部情况，并在华东局、省府同意下，做出坚决的决定后，全区的力量，便迅速动员组织起来，沿河各县的献砖献石，义务运输，突击材料运动展开了；二期工程在“天下农民是一家”的口号下，外区治黄的远征军组织起来参加突击，治黄工程在空前规模的群众性的运动下，仅在短短两月间，便全部改观；在区党委、行署的号召之下，济阳县党政领导着群众在对岸敌人碉堡的火力下，在敌机经常袭扰，民工及大车牲口时有死伤下，英勇的突击完成十二万公方土的工程，献运六千公方石料，解决了全部工程需要。……坚利以下十万人口的小县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利用每个生产空隙的群众性的修堤运动，自力更生完成土工一百四十余万公方。……河北吴桥、东光、振华及山东阳信、无棣等五县组织了数达一万七千余人的治黄远征军，……”这一切不必再多引了。看出来这力量是从那里来的吧！其他各段的例子，也不必再列举了。
无论是修堤或防汛，都是依靠人民的力量，要想发动这一伟大的力量，基本上在于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使群众明白了为谁工作，将治河和自救连在一起，自愿自觉的参加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着饱满情绪。并且必须给群众解决具体的困难，利用农暇，组织互助，照顾到农村生产和家庭生活，特别困难的可以先借给一些粮食，使民工能安心的在堤工上工作。生产是群众基本利益，必须解除治河与生产的矛盾，并规定合理的工资制度，按件给资，多做多得，规定公平的分工办法，由群众酝酿讨论，快做快完。再则对于工具帮助着准备好，使人力和工具得到适当的配合。并以技术上适当的领导，以群众教育群众，发扬群众的创造性。这样，工具、技术结合着饱满的情绪，工作效率就要大大提高，群众的力量才能合理的发挥出来。
治河工作是通过组织群众、教育群众来进行的。是一个有组织的群众性的工作。拿河南省和平原省的一九四九年的防汛来说明。除了黄委会和三省河务局以下的各修防处和工程队外，沿河各县，皆设立防汛指挥部，专事处理防汛事宜，由县长任指挥长，修防段长任副指挥长，县委书记任政委；段界跨两县者，正副段长分任两县指挥长；下设三股办事。沿河各区设立防汛指挥点，原则上以十华里设一个，由区级派一较强的干部任指挥长。村级防汛，由村干指定专人负责。长期防汛员以庵或堤屋为单位，按水流上涨的情形，每庵由一人可增至十二人。危急时总动员上堤严防。临时防汛员，就是防汛区的自卫队员，平时在家生产，遇水涨临时上堤。这是一个非常严密而负责的组织，经过今年大汛的考验，这个组织确是发挥了极大的力量。
以上是民工和防汛的概况，和以往对照是大不相同的。姑且不说思想上的差别，单就办法来讲，从前征工是由统治者强迫的，民工的吃食是先由人民分摊的。到了完工几个月后，政府才将经费发下来。美其名曰按工给值，但是因为人民没有组织和经验，五个民工不当一个包工。就是作工时按工发钱，也是不够吃的。况且又在几个月以后发放，人民早散了，那里会跑几十里路再来取款？多半是由县政府的负责人代领。这些钱究能不能到人民身上，或能得到多少，是难以揣测的。所以一般沿河居民的印象是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