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压迫”。可是，就在张庚攻击我们搞
“政治压迫”的同一时期内，张庚自己正在对无产阶级实行最蛮横的政治压迫。上海的革命领导干部提出了“写十三年”的口号以后，张庚就伙同反党老手周扬一起进行围攻；上海召开了以“写十三年”为内容的华东话剧观摩演出大会以后，窃踞《戏剧报》主编职位的张庚就下令编辑部“要沉住气”，“不发社论”，妄图封锁和贬低它的革命影响；上海的革命领导干部发表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报告以后，张庚就贬之为“一家言”、“可以不理它”，加以长期扣压。这一切，难道不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实行最蛮横的政治压迫吗！我们要正告张庚：对于你们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们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只有这样，社会主义事业才能胜利！
张庚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时，还按照中国赫鲁晓夫的“‘出新’不能勉强”，“宣传封建不怕”等反动谬论，肆意篡改毛主席的“推陈出新”的方针。
毛主席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指出：要让历史的真正主人翁来占领戏曲舞台，夺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的权。张庚却大唱反调。旧戏曲明明是把人民当成了渣滓，他却说反映了人民的“意志和愿望”；明明是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旧戏舞台，他却说是“为人民而创造”，而且还不准“给它们判罪”。这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逻辑，这是中国赫鲁晓夫的“剥削有功”、“造反无理”的反革命谬论的翻版。
张庚还鼓吹：旧戏曲“就好象一颗埋在土里的珠子一样”，只要“打扫灰尘”，就能“发出社会主义艺术的光辉来”，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被列入社会主义新文化之林”。这是对于“推陈出新”方针的令人难以容忍的歪曲。毛主席提出的“推陈出新”，是要用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推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之陈，出社会主义之新。而张庚所谓的“打扫灰尘”，就是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破烂玩艺，稍加粉饰，冒充社会主义的艺术明珠。张庚想用魔术师的办法，在封建僵尸身上，披一件“社会主义”的美丽外衣，使它们复活起来，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
毛主席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光辉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了鉴别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这就使一切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牛鬼蛇神大显原形。张庚对此极端仇恨。他在《戏曲上的香花毒草之争》一文中，疯狂地诋毁道：“教条地规定的香花毒草之分，是主观而不切实际的”，“遗害于戏曲的发展”，“既然过去是错了，可不可以重新规定几条正确的呢？”张庚反对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政治标准，是为了要推行资产阶级政治标准。
张庚手里一贯挥舞的资产阶级政治标准，就是“人民性”。其实，这不过是早已为资产阶级用过的破烂武器。用“人民”“国民”之类的概念来抹煞各个阶级之间的差别，是资产阶级惯用的手法。张庚却把这个破烂货色捡来，用它作为标签到处一贴，于是所有的毒草统统变成了“香花”。请看：
明明是为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坏戏，如包公戏，张庚却说是“有人民性”的“好戏”。
明明是用一群冤魂厉鬼，宣扬封建迷信和宿命论的鬼戏，如《红梅阁》等，张庚却说这是“美丽的鬼”、“非常可爱的鬼”、“有人民性的鬼”，“对人民是有教育意义的”“优秀剧目”。
明明是宣扬封建道德的坏戏，如《芦花记》等，张庚却说“忠孝节义也有人民性”。
明明是美化叛徒的毒草，如《四郎探母》，张庚却说他在延安看了，就“流了眼泪，想起了离乡背井，一家不能团聚”！
够了，够了，张庚所谓的“人民性”，就是彻头彻尾的地主资产阶级性！张庚所说的旧戏曲“有丰富的人民性”，实际就是有丰富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他要用这种“丰富”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货色，来为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服务。
为了替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党、篡政、篡军的阴谋制造舆论，张庚还通过对旧戏曲“重新解释”的方式，直接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毛主席，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苏共二十大后，张庚从《打金枝》中“解释”出一段黑话来：“人民不到万不得已，是不愿打仗的。因为人民要求的是和平生活，而不是打烂。总是革命、起义，并不都是人民性。”竭力宣扬“和平共处”，反对革命战争。
庐山会议前夕，张庚又从《赵氏孤儿》的“重新解释”中，找到了配合国内外敌人大反三面红旗的反革命咒语。他在《台下闲谈》中，含沙射影地攻击我们党的领导，鼓动地、富、反、坏、右起来反党反社会主义。张庚还把那些篡党、篡政、篡军的反党阴谋家吹捧为“夏日之日”，要他们用“刚直凌厉之气”来进行“面谏”，反对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这是什么“闲谈”？分明是反革命的狂吠！
张庚觉得，光是用“重新解释”进行反党，还很不满足。所以，当他的反革命同伙吴晗、田汉、周信芳等炮制了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历史剧”以后，张庚就立即为他们“立论”，并起劲地鼓吹创作反党历史剧。他鼓吹写历史剧就是要“借历史人物的口，发出对现实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