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作家隔离开来，使党的作家与非党的作家对立起来。当然，这种企图是有害的和愚蠢的。在苏维埃社会的条件下，是没有能够使党和非党的工人、农民和知识界隔离开来的壁垒。共产党一直是代表了并代表着劳动者的重大的、根本的利益，它是苏维埃社会的领导的和指示方向的力量。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党、国家、人民的利益是融结成一个整体的。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政策是苏维埃社会的生命基础。一切苏维埃人，无论是党的或非党的，都在拥护着这种政策。党和非党的一起，在和他们结成统一的集体中，创立了并巩固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在顽强的斗争中保卫了伟大的社会主义的胜利成果，而现在正在胜利地建设着共产主义。
斯大林同志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对选民的演说中说：“在从前的时候共产党人对待非党人士和无党无派是有点不信任的。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集团往往用无党无派的幌子来遮掩自己，因为他们不戴起假面具来在选举人面前讲话，便是与自己不利的。从前的情形就是这样的。但现在在我国是另外一个时代了。现在有一个叫做苏维埃社会制度的壁垒把非党人士和资产阶级隔开了。也正是这个壁垒又使非党人士和共产党人联合成为一个苏维埃人们的共同的集体。他们在共同的集体中生活着，一同为巩固我国威力而进行了斗争；他们为了我们祖国的自由和伟大，一同在战场上作过战，流过血；他们一同锻炼过并锻炼成了我国对敌人的胜利。他们中间的差别，仅在于有的是在党内而有的是不在党内罢了。但这是一种形式上的差别。重要的是在于两者都干着一种共同的事业。因此共产党人和非党人士的联盟便是一件自然的和极其重要的事情”。
因此，苏维埃政权是根本改变了现在我国的艺术文学所由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党对一切苏维埃作家——党的和非党的都同样地表现着不倦的关心。党（原稿不全）一起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创造了并正在创造着苏维埃文学，一起进行着反对脱离政治和无党性的斗争，共同为进一步发展苏维埃文学——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学而奋斗，而这种文学除了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外，是不可能有别的利益的。列宁、斯大林党的伟大思想是苏维埃文学的灵魂。一切苏维埃作家的职责是要忠诚地服务于人民，服务于国家，服务于党，改进自己的艺术技巧，根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创造出增誉我们祖国的新的有高度思想的艺术作品。
所有这一切别里克是不了解的，因为他在《十月》杂志上发表了一些不学无术的断论，并且不知道根据什么事实就居然教训起苏维埃的作家、文艺学家和批评家来了。
在别里克的论文里一点也没有说到苏维埃艺术的人民性。作者在这篇论文里用一般的句子来避开说到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作品里真实地反映现实的任务。对于那些拉普派庸俗化分子来说，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的问题是不存在的；这就是新出现的拉普分子别里克之对待这些问题的态度。
别里克关于文化遗产的议论是发散着宗派精神和拉普派虚无主义的气息。大家都知道，拉普派庸俗化分子曾经以庸俗的社会学立场，把伟大的俄罗斯古典作家当作敌对阶级思想的作家来“揭露”过；拉普分子否认了苏维埃文学与十九世纪俄罗斯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间的联系和继承性，而在这问题上与普罗文化派结合起来。按照本质说来，别里克所做的也是同样的。
直接的继承性把苏维埃文学与俄罗斯文学的优良传统联系起来，而决不能容许任何人去侵害我国的伟大遗产，他们无论用什么样的诡辩，都掩盖不了自己的拉普派虚无主义的本质。
别里克追随于拉普派庸俗化分子之后来致力于教条式地探索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与批判的现实主义的根本区别，这些拉普派庸俗化分子在当时曾经“研究”过俄罗斯文学古典作家，说他们没有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以及没有站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当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过去的作家的现实主义是有原则上的区别的。可是如果忘记了那种存在于古典俄罗斯文学与苏维埃文学间的深深的继承关系，那就是极大的错误。
别里克在论及托尔斯泰、契诃夫的创作时，只是看到了一方面，他说“……这些作家对于以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为首的革命运动的内容和性质的理解是相去极远，托尔斯泰曾经是一个反对科学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的人，而契诃夫则对这种社会主义是完全不了解的”。可是，别里克没有说到包含在这些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创作中的进步东西。
别里克非难俄罗斯古典文学具有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缺点。别里克写道：“过去的现实主义艺术家直觉地反映了现实；他对现实加以批判，但没有发现对它加以改造的明确道路”。别里克在这里是指过去的那些作家而言呢？他把他们加以列举——这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涅克拉索夫、杜勃洛留波夫、波密洛夫斯基、萨尔蒂可夫·谢德林以及若干其他等人”。别里克责难这些作家对生活的直觉态度和对生活的冷淡的描写，责难他们以抽象的美德和脱离实际的理想的观点来批判生活”。
难道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洛留波夫等人是以“抽象的美德”的观点来进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