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只有少数青年人，却被扩大化为包括老中青在内的一支庞大的朦胧诗人队伍。对此，“贬派”固然不同意，“褒派”也未必都满意。“贬派”不同意，是因为这样一来就混淆了一些老诗人的创作道路与艺术个性，将导致研究者的思路混乱，不能对他们做出准确的评价。至于“褒派”未必都满意，是因为“朦胧诗”本是80年代初才出现的，被称为“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他们其所以自封为“崛起派”，原因就是由于疏离或摆脱“五四”以来的新诗传统，为异军突起；现在经赏析者的混合编制，便不仅无形中取消了“朦胧”诗赖以区别于“五四”以来新诗的“新的美学原则”，而且把“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提早到20年代初期的李金发的时代去了；做了李金发、戴望舒等人的尾巴，便无新可言了！从而，所谓“新生代”、“新诗潮”、“后崛起”、
“后新诗潮”、“后现代主义”……等等美名，无不从创作实践到理论建树全部化为乌有！
第三，是时间的扩大化，把出现于80年代并且争论未决的“朦胧”诗，扩大到了现代文学的各个时期。这是上述朦胧诗人队伍的扩大化的必然趋向。但是诗人毕竟是人不是花。花虽然“年年岁岁花相似”，而人却“岁岁年年人不同”。赏析“朦胧”诗的同志只知“朦胧诗”难懂，而不知难懂的诗并非都是朦胧诗，把不同时代的难懂的诗笼统地编为“朦胧”诗，而忘了诗人及其诗是受不同时代的社会风气和各自不同的生活经历以及创作道路的影响与制约的。这就明显地抹煞掉了历史的时代特色和诗人的艺术个性。对中国新诗的发生、发展的历史，是何等严重的一次黑白不分与是非混乱！更难容忍的是，有些专著和论文还把“朦胧”诗的时代扩大化到古代，似乎“朦胧”诗是古已有之，一脉相承下来的。不错，屈原的《天问》是难懂的，甚至有些不可理解的，难道可以称之为“朦胧”诗吗？李商隐的
《无题》诗也是令人难懂或不懂的，难道可以称之为
“朦胧”诗吗？我们说过，出现于80年代的“朦胧”诗，如果真写得合乎情理，如宋朝女诗人朱淑真所说：“朦胧晓色笼春色，便觉春光不一般”，“朦胧”之中真正含有魅力。具有“朦胧”的风格，能成为审美对象，那是可以肯定它有不同于一般的“含蓄”的“朦胧”风格的，但是，假如把它的时间扩大到古代，那就未免又增加了一次扩大化，即由于时代的扩大化，捎带地把“朦胧”诗从“朦胧”的风格，扩大化为“朦胧”的诗体了。从现已出版的朦胧诗选和一些辞典看，这种把风格扩大为诗体的做法，似乎已经或将要成为既成事实了。
第四，是空间的扩大。即把80年代出现于大陆的朦胧诗，扩大到台港甚至海外，把流行于台港的现代诗，视为朦胧诗，表明朦胧诗已不仅是一种风格，还是一种诗体，不仅大陆有，台湾和香港等地区也都有。把台港的数十位资深诗人包括在内大陆某些自称
“新生代”或“先锋派”青年的诗，承受过台港诗人的某些影响，但毕竟由于隔绝数十年乃至百余年之久，在诗的构思上、语言运用上，乃至艺术表现上，都有许多明显的差异，赏析者把台港诗人的现代诗也冠以“朦胧诗”之名，未免有些欠妥。
空间的扩大化，不仅仅及于台港，听说有人认为朦胧诗不但大陆有、台港有、外国也有。“朦胧诗”简直将变成一股朦胧的台风，刮遍全球，披靡天下。果真如此，令人叹为观止。
我并非绝对地反对“朦胧诗”，相反，我是一向喜爱“朦胧美”的诗风的。我对于写作“朦胧诗”，赏析“朦胧诗”，出版“朦胧诗”的同志，毫无责难之意。我只是认为“朦胧诗”尚在争议时期，讨论时期，不宜扩大化。我们努力的目标，应该是建立一种区别于一般所谓“含蓄”的“朦胧美”的风格，作为新诗的创新的渠道之一，与其它的风格平起平坐，争取实现社会主义时代的新诗风格的多样性。因此，我要再一次的呼吁：“别了‘朦胧诗’，挽留‘朦胧美’”。即是说，所谓“朦胧诗”不能作为一种诗体去扩大化，但“朦胧美”却可作为80年代这个特定的时期所出现的诗风而存在，而推广，但不是“扩大化”到其它时空的诗的领域里去。为此，我建议诗评家或者关心所谓“朦胧诗”的热心人，共同来考辨当代青年诗人的诗作及其诗风：
一、探讨当代“朦胧诗”的“朦胧美”的风格和传统诗的“含蓄美”的风格的根本差异，使“朦胧美”的诗风不致滑向“含蓄美”，而能取得自己独立生存的空间。
二、在摸索到“朦胧美”诗风的独立性后，确定
“朦胧诗”只是“朦胧美”的诗风，并非一种诗体，以免和抒情诗、叙事诗、自由诗、格律诗等独立的诗体混为一谈。
三、充分研讨一下80年代出现的可能独立存在的“朦胧美”诗风，与“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象征派、现代派诗和流行于台港以及西方的现代派诗风，有无“质”的区别？是否只有表面的“形似”而无实质的“神似”？
只有把上面三点弄清楚之后，才可判断80年代中期关于“朦胧诗”的辩论的实质，从而可以提出：是“褒贬”两派继续争辩好呢，还是断然休战，共同为繁荣社会主义的诗歌而努力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