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随后毛主席还专门找陶铸、王任重、张平化三位领导同志谈话，责成他们为中央起草一个推广这个经验的决定。由于有同志对此有异议，可惜这个符合中国国情的利国利民的经验，后来未能付诸推广。
陶铸同志在先后领导广东省和中南局的工作中，类似这样作出有独到见解的决策的事例是很多的。早在全国解放不久，他就从广东省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把全省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并为此亲自抓水利、化肥、良种、农机等一系列具体工作，提出把珠江三角洲建成为全国第一个商品粮基地。经过全体人民多年奋斗，广东省从解放初期每年需要从外省调进粮食的“缺粮省”，到1965年时能上交近10亿斤大米给国家了。
在三年困难时期，国家每年不得不从国外进口数百万吨粮食。陶铸想到万吨大轮，天天在海上忙于运输进口粮食时，心情十分不安，常跟我们说：“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农业不上去，一切建设都是空谈。”这期间，他向我们和各地干部反复说，一定要头脑清醒，反对空谈过渡。他说，现在我们生产的底子很薄，产品只有那么多，一碗水倒来倒去，只能把水倒洒了，把人心倒散了，对过渡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我们要富裕的社会主义，决不搞贫穷、烦恼的社会主义。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对于基建项目，他是从实际出发，不搞“一刀切”，根据需要和可能，保留下一批骨干企业。对于基础工业和对国计民生有密切关系的工业，他千方百计地予以支持。他组织各方面力量，坚持抓好国营工业，安排好工人生活。同时注意集体企业，抓好当时欠缺的小商品生产。那时他还十分注意工业产品的质量和企业的经济效益，他不止一次地组织专人去上海取经和学习。有一次他深有感触地对我们说：“大跃进教训的根本点，就是坚持毛主席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不能听到风，就是雨，一哄而上，一哄而下，这个亏我们吃够了。”
我们在陶铸直接领导下工作，感到：他之所以能有胆有识的提出发展农业的正确决策，主要依靠两件“法宝”。一是他具有较高的马列主义水平，善于运用马列主义的理论、观点分析形势，明确方向；二是他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工作。他主持中南局和广东省工作时，坚持每年以1／3以上的时间，到基层作调查研究，一部六九吉普车，几乎跑遍了广东省100多个县。他的这两套“法宝”，正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二
陶铸同志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尊重知识，关心知识分子。在广东，他有许多高级知识分子的朋友。例如国内外的知名教授、作家、艺术家杜国庠、陈寅恪、丁颖、陈耀真、毛文书、蒲蛰龙、红线女等，都是他的至交。他经常亲自登门求教，与这些知名专家推心置腹，无所不谈。举凡知识分子、知名人士的学术研究，职务安排，政治待遇以及生活上的住房、坐车、医疗等具体事情，都不时亲自过问。在60年代初经济生活最困难的日子里，他亲自提出一个对高级知识分子和归侨、港澳同胞中上层知名人士2000人实行分级特供的名单，要广州市委保证供应。所谓“特供”的东西，数量很有限，但体现了党对他们的关怀。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是位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广州解放前夕，胡适和傅斯年屡次来电报催他到台湾去，被他一口回绝了。陶铸对陈老的爱国情操，十分敬重。当他去看望陈教授时，看到这位老教授住房小，书摆不下，著述没有助手，马上通知学校解决。陈寅恪教授视力差，看不了报，陶铸送了一台当时算是很名贵的收音机到老教授家去。陶铸还关照中山大学党委说，陈教授视力不好，希望你们在陈教授经常散步的院子里，专修一条白色甬道，不使他迷失方向。这关心真可谓无微不至了，怪不得一些老教授、老专家感慨地说：“知我者，陶铸也！”
陶铸对统战工作，一向很重视。他在党内许多会议上反复讲过：广东这个省份资本主义发展较早，是孙中山的故乡，是民主革命和国共两党合作的发源地，民主人士多，老朋友多，港澳同胞90％以上是广东人，华侨的大部分也是广东人，广东的统战工作做得好，对海外影响很大。在50年代，他每年至少有两、三次同党外知名人士举行恳切座谈，向他们通报党和国家的重大事件。他听说国民党著名将领陈汝棠住房条件不好，他还批评了统战部长。在他亲自安排下，“文革”前后有八位党外人士担任了副省长，十位担任省政府正厅局长，广州市先后安排48位党外人士担任正副局长。
当然陶铸同志也说错一些话，做过一点错事。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只有“左”的影响重些、改正得慢些和“左”的影响轻一些，改正得快一些之分。陶铸属于后一种人。他一旦发现错误，中央明确表态了，他是纠正最快的最坚决的，最勇于主动承担责任的。1961年10月11日，在中南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陶铸第一次公开提出：“我们老是讲人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看要到此为止了。现在他们是国家的知识分子、民族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建设的知识分子。因此，我建议今后在中南地区一般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这个名词伤感情。谁有什么毛病，实事求是，是什么讲什么，不要戴这个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