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玫瑰奉献给爱情，
我拿什么奉献给你啊，
我的吉化……
不闯红灯的掌权人
比起那些聪明外露的企业家来，吉化公司经理霍荣华的傻细胞似乎多了些。他不喜欢夸夸其谈，说空话、套话，也不追逐服饰的时髦与气派，甚至他的办公室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沙发、电扇和地毯。
作为中国第一大化工企业的掌权人，霍荣华登上经理宝座已达五年之久。这五年是吉化腾飞跃入全国十大企业的五年。而霍荣华，这个六十年代毕业于南京化工学院化工机械系的大学生，也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调度长成长为全国著名的优秀企业家。
是的，企业要追求经济效益，企业家要给企业赚大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怎么追求怎么赚，可就有学问了。
君不见有些企业家发达的诀窍不就是钻国家改革的空子吗？他们戏称这是绕红灯。当然，不择手段闯红灯者也不乏其人。
可霍荣华，虽有权也有胆却在这方面不愿越“雷池”一步。
就说对待国家计划的完成吧，因为国家实行双轨制，指令性计划的划价大都低于市场价格，所以有的企业明明能完成国家计划也不去完成，而是用谎报灾情的手段擅自削减压低国家计划指标，把计划内产品拿去投放市场卖高价，把钱捞到手后，再去应付国家计划，能完成多少算多少。
可霍荣华说：“国家指令性计划就是法令。特别是大企业，要老老实实地执行，不折不扣地执行，千方百计地执行。”他带领一班人制定出措施，自觉地约束企业行为，从不把计划内产品变为计划外销售。
数字也许是枯燥的，但往往闪着真实的光泽。请看吉化近几年国家指令性计划的完成率：1985年为101.9％，1986年为106.5％，1987年为99．8％，1988年为112.8％。这在全国的大企业中屈指可数。
要知道，吉化是年销售额40亿的大户，上述每一个阿拉伯数字的增加，哪怕是小数点后面的每一个阿拉伯数字的增加都意味着成千上万的“大团结”从吉化的腰包掏给了国家，这不是“傻”是什么？
分配问题是企业最敏感最棘手的问题之一。为什么有的企业奖金并不低，但职工拿了奖金还骂娘？为什么有的企业不长工资不干活儿，长了工资也干不了多少活儿？那是因为分配问题上出了毛病。
在分配问题上，不少企业的法人代表闯红灯，利用各种合法手段掩盖不合法手段，大把大把捞钞票。不管工人死活，不管设备破坏性运转，不管企业后劲儿，拚命地捞，然后扔下一个烂摊子，拂袖而去。
可是霍荣华在主持制定吉化的分配方案时，既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又防止拜金主义的污染，做到了五要五不要：
要细水长流，不要当年乐；
要照顾左邻右舍，不要单出头；
要逐步拉开分配差距，不要拉断干群关系；
要多搞集体福利，不要过多分钱；
要管好花钱，不要只管发钱。
贯串在这五要五不要字里行间的有一个潜在概念，那就是办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企业。
吉化职工虽然分得的奖金和那些吃光分净的厂子比，不算高，但他们心悦诚服。因为工人中最高的年收入可以和公司经理、党委书记不相上下，而经理级人员的年平均收入不过是职工平均收入的一倍。
霍荣华自己断了自己的财路！
在吉化，霍荣华和他的一班掌权人在企业遇到红灯时，他们不忘四个字：社会主义；在个人遇到红灯时，他们也不忘四个字：共产党员。
霍荣华在出国与外商谈判生意时，多次单独婉言而坚决地谢绝各种贵重礼品，显示了共产党员的情操。一位港商在霍荣华拒收礼品后，在宴会上敬酒说：“霍先生不仅教我做生意，还教我做人之道！”
在房子、孩子、票子问题上，掌权人最易闯红灯。可在吉化，公司经理级的住房顶多三间半。全公司300多名处以上干部中，许多人尚未达到住房标准。
前党委书记纪清远，是吉化创业和建设者之一。可他掌权期间，子女无一保送上大学的，也没有提拔干部的，大女儿一直是集体所有制工人。变相用公费保送进大学的，现任公司领导的子女没有一个，倒有一些是在生产一线倒班的工人。
“社会主义的企业家必须有特殊的献身精神！”霍荣华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改革开放为企业家提供了一个大舞台，企业家纷纷登台表演，有人唱“联合起来骗中央”的流行曲；有人演社会主义在前，资本主义在后的双簧；有人耍闯红灯的车技……霍荣华呢？和大多数企业家一道，不失时机地登上舞台，踏着社会主义好的旋律跳着有中国特色的红绸舞，他激情充沛而又极有火候，他左右腾跃而又不乱节奏……然而不管红绸翻出什么惊人的图案，那上面“团结、进取、实干”和“严、细、实、快”十个大字总是闪闪发光……
感情管道的良性循环
吉化人的上述风格，在战争年代是会被誉为董存瑞精神的，在50年代会被誉为老孟泰精神，60年代曾被誉为雷锋精神，但在80年代呢？
中国的80年代啊，是一些人崛起的年代，也是一些人沉沦的年代，是一些人觉醒的年代，也是一些人转向的年代……总之，是中国人的价值观大转换、大搏斗、大分化的年代。
在这个大背景下，有人会对吉化人的那种“傻”劲嗤之以鼻，或不屑一顾，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