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为可以在适合于资产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制范围内，用和平方式来进行这样的革命，那不是精神错乱、神经失常，就是公然无耻地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二十四页。）
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原理，根据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的新经验，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
毛泽东同志说：“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版，第三百二十二页。）
毛泽东同志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二版，第五百二十九页。）
毛泽东同志说：“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同上，第五百三十五页。）
总之，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原理。赫鲁晓夫正是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
当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开始提出所谓“议会道路”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就认为，这是一个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严重错误，是绝对不能同意的。
由于当时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还处于开始阶段，同时，苏共领导也还没有挑起公开论战，因此，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对于赫鲁晓夫的“议会道路”的错误，没有进行公开的揭露和批评。但是，我们针对赫鲁晓夫的错误论点，在我们的文件和文章中正面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同时，在兄弟党之间的内部会谈和会议中，我们也对赫鲁晓夫的错误论点进行了必要的和适当的斗争。
一九五六年九月，在中共中央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我们通过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明确地提出：
“我们党在争取和平改革的时候并没有放弃警惕，没有放弃人民的武装”。
“同反动派相反，人民不是好战的。”“但是当着人民被迫而不能不拿起武器的时候，人民拿起武器来是完全正确的。反对人民这样做，要求人民向进攻的敌人屈服，这就是机会主义的路线。在这里，究竟采取革命的路线，还是采取机会主义的路线，这是关系到六亿人民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是否应当取得政权的大问题。我们党采取了革命的路线，因而有了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这个问题上，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修正主义观点，是针锋相对的。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我们又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正面阐明了十月革命的道路，实际上批判了赫鲁晓夫提出的同十月革命道路相对立的所谓“议会道路”。
在同苏共领导人的多次内部会谈中，中共中央领导同志严肃地批评了赫鲁晓夫的错误观点。我们满腔热忱地希望他能够改正错误。
在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期间，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中共代表团同苏共代表团进行了尖锐的争论。
在这次会议的准备过程中，苏共中央所提出的宣言的第一稿，只提和平过渡的一种可能性，根本没有提到非和平过渡的另一种可能性；只提议会的道路，根本没有提到其他任何斗争方式，同时又把这种通过议会道路取得政权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配合行动上”。中共中央当然不能同意把这种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写进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纲领性文件中去。
在中共代表团提出批评意见以后，苏共中央拿出宣言第二稿。这个文件，虽然增加了非和平过渡可能性的词句，但是，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提法，仍然反映了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那些修正主义观点。
中共代表团明确地表示不同意这些错误观点。十一月十日，中共代表团向苏共中央系统地说明了我们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观点，并且向苏共中央提出了一个书面提纲。
我们的书面提纲的主要论点是：
从策略的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必须准备随时迎击反革命的袭击，准备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紧急关头，如果资产阶级用武力来镇压人民革命（一般说来，这是必然的），就用武力去打倒它。
议会斗争的形式必须充分运用，但是，它的作用是有限度的，而最重要的，应该是进行艰苦的聚积革命力量的工作；不应该把和平过渡只解释成为通过议会的多数。主要的问题是关于国家机器的问题，即旧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摧毁、新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建立的问题。
社会党不是社会主义的政党。除了个别的左翼以外，它们是资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