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不可多写；强调“中间人物”是大多数，主张大写而特写：这个理由能够成立吗？
我们要问：文艺创作对于生活的反映，是机械的、照相式的反映呢，还是主动地、创造性的反映？是为反映而反映呢，还是有目的、有重点的反映？是仅仅反映生活的现象呢，还是要通过现象反映生活的本质？邵荃麟同志不是口口声声反对简单化和机械论的吗？可是，按照他提出的公式——英雄或非英雄在艺术描写上数量的多寡，应当同他们在实际生活中人数的多寡成正比例，岂不恰恰是一种极端简单化和机械论的公式吗？
社会主义的文艺，要反映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宣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崇高思想。不努力创造群星灿烂的工农兵英雄人物的典型形象，就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前面说过，把工农群众的大多数看成动摇于两条道路之间的“中间人物”，是根本错误的。当然，在广大群众中间，具有高度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英雄人物还不是大多数，但也决不是极少数，而是已经成千上万地涌现出来。这些人是时代的精华，人民的精华，阶级的精华。他们是革命的新生力量，是群众的带头人，代表着广大群众的今天和明天。革命的文艺家必须坚定地站在革命的新生力量这一边，用热情的笔墨，为新事物开辟道路。必须看到，在我们文艺家的笔下，英雄人物不是写得多，而是写得太少；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文艺有愧于我们的时代和人民。现在应当是急起直追的时候了。
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的文艺家们听信了邵荃麟同志的主张，不去着重描写代表时代主流的工农兵的英雄形象，而去大写特写不好不坏的“中间人物”，那就不但不能反映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本质，而且我们文艺的社会主义的性质也必然要发生变化。我们不妨设想：如果全面地实现了“写中间人物”的一套主张，在我们的文学书刊上，戏剧舞台上，电影银幕上，到处都是动摇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不革命或革命性不强的、不觉悟或觉悟程度很低的、满身都是“旧的东西”——“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和“阴暗心理”的人，那将把我们的伟大时代、伟大人民歪曲成什么样子？我们的文艺还配称为社会主义的文艺吗？
所谓“矛盾往往集中在中间人物身上”
第二，说当前的社会矛盾“往往集中在中间人物身上”，要写矛盾，就要大写“中间人物”。这个理由是臆造的，根本不能成立。
社会主义的文艺必须反映当代的社会矛盾，其中最主要、最普遍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我们的文艺应当把这种矛盾斗争典型化，创造各种人物，影响广大群众，推动矛盾斗争向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所谓写矛盾，主要是写工农兵群众的火热斗争，今天说来，主要是兴无灭资的斗争；这就不能不着重描写矛盾的主导面，不能不着重描写站在矛盾的主导面解决矛盾、推动生活前进的英雄人物。固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火热斗争中，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中，所有的人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革命风暴的影响，因此我们并不排斥对于矛盾斗争的侧面描写，包括对于某些中间状态人物的正确描写；然而，难道不是处于矛盾斗争漩涡中心的工农兵群众的英雄人物、领袖人物掌握着矛盾斗争的关键，反而是游离于火热斗争之外的“中间人物”更能够体现矛盾斗争的性质和方向吗？硬说“矛盾往往集中在中间人物身上”，岂不是要抹杀矛盾斗争的主导面——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决定作用，或者转移矛盾斗争的目标吗？
所谓“矛盾往往集中在中间人物身上”，还指的是“中间人物”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的内心矛盾。邵荃麟同志站在“中间人物”的立场，把自己的全部兴趣和同情倾注在那些动摇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人物身上。在他看来，这些人夹在互不相容的两条道路中间，要观望而不能长期观望，要徘徊而没有徘徊余地，好不痛苦！他不是以批判态度、而是以同情态度看待“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的。他不是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把这种“精神负担”看成是剥削阶级长期影响的结果，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是能够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逐渐变化的。相反，他是以历史唯心主义观点，把这种“精神负担”看成是世代相传的、农民身上固有的东西，是很难改变的。他竟然认为，我国农民从个体经济走到集体经济的伟大过程，不是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的解放过程，而是“痛苦的过程”或“苦难的历程”。这样，他所说的“矛盾往往集中在中间人物身上”，就是意味着所谓“中间人物”的农民被一场革命风暴卷入社会主义浪潮时的内心的矛盾和“痛苦”。因此，他要求作家们着重描写这些农民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苦难的历程”和“阴暗心理”。显然，这决不是站在无产阶级和贫农下中农的立场看问题，而是站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立场，用极端阴暗的心理看待翻身农民和农民的翻身事业。根据这种理论主张写出来的作品，断然是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不会是什么好东西。
用“中间人物”来教育“中间人物”？
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