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也不行，除了最完美的英雄人物，其余的都不算。有人因此提出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理论，世界上只能有那么几个典型，无产阶级的典型，只能是英勇奋斗，大公无私，等等，这是非常有害的理论。后来，看了《城市姑娘》，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小说写的是平淡而又平淡的故事。恩格斯并不是责备作者把女工写得那么消极。那时有那样一个女工，并不奇怪。问题是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没有一个工人同情、支持，这就不够典型了。这是指人物与现实环境的关系问题，即要写人在一定环境中的变化，而不是说人物本身是不是消极的问题。如果把《城市姑娘》中的女主人公写成英雄，整个故事也就没有了。一定的环境中有各种各样的关系，各种各样的人物，有不怕困难的，也有动摇的，偷东西的，违法乱纪的，等等，各种各样的人都与环境有关系。作家的反映，这里有主导的一面。总之，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是多种多样的。所以毛主席要我们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否则，就会产生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理论，造成很大的压力。”
同“写中间人物”的主张相联系，邵荃麟同志主张描写“平平凡凡”、“从一粒米看大千世界”。他说：“前几年有种理论，好象平平凡凡就不够劲，这是一种偏见。首先要看艺术有没有感动人的东西。我看我们还是百花齐放，看扎根深不深，现实主义基础深不深。”“短篇小说比长篇更难写，将一个复杂的东西，通过艺术的概括，以小见大，象树干的横断面，可以看出年轮和树木的性格。复杂与单纯的关系是：通过单纯看出复杂，从一粒米看大千世界，这与单纯化不同。鲁迅、契呵夫这方面值得我们学习。”“平平常常与轰轰烈烈的问题，根本问题是生活基础。各有各的路子，各有各的风格。最近几年，在成熟的作家中间，风格形成了。让各人发展自己的风格，从平常中见伟大也好，含着微笑看生活也好，皱着眉头看生活也好，我们都不必生气，也不必干涉。”
在大连创作会议上，邵荃麟同志在鼓吹“写中间人物”的同时，还向作家们宣扬了“现实主义深化”的理论，用来代替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据说，在“现实主义深化”的基础上，就会“产生强大的革命浪漫主义”，应当从“现实主义深化”中“去寻求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道路”。他说：“总的看来，（我们的创作）革命性都很强，而从反映现实的深度、长期性、复杂性看来，感到不够；表现在人物创造上，比较单纯；单纯化反映在性格描写上，人与人的关系、斗争过程的描写上。这说明了我们的作品的革命性高，现实性不足。《“老坚决”外传》（张庆田著，载《河北文学》一九六二年七月号）这个作品在地方刊物上还是应该肯定，有教育作用。缺点是人物性格单纯化，主人公名副其实，处处坚决；另一人物王大炮更加单纯化。短篇小说很短，只能强调人物的一点，但这个作品使人感到单纯化，作品中提出问题到解决问题很快，没有反映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现实主义是我们创作的基础，没有现实主义就没有浪漫主义。我们的创作应该向现实生活突进一步，扎扎实实地反映出现实。”“现实主义深化，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强大的革命浪漫主义，从这里去寻求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道路。”
在这次会议上，邵荃麟同志特别称赞赵树理同志的作品。近几年来，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没有能够用饱满的革命热情描画出革命农民的精神面貌。邵荃麟同志不但没有正确指出赵树理同志创作上的这个缺点，反而把这种缺点当做应当提倡的创作方向加以鼓吹。他说：“在现实性方面，我们的有些作品也达到了相当的深度，有些作家对农村斗争的长期性、艰苦性有深刻的认识。会上对赵树理同志的创作一致赞扬，认为前几年对他的创作估计不足。赵树理同志对农村的问题，认识是比较深刻的。”“这个会上，对赵树理同志谈得很多，有人认为前两年对他评价低了，这次要给以翻案。为什么称赞老赵？因为他写了长期性、艰苦性。现在看来，他是看得更深刻些。这是现实主义的胜利。”
大连创作会议后，《文艺报》等刊物公开宣扬了
“写中间人物”的主张
一九六二年九月号《文艺报》上，发表了沐阳同志写的《从邵顺宝、梁三老汉所想起的……》一文。这篇文章着重宣扬了大连创作会议上关于“写中间人物”的主张。作者首先对梁三老汉等两个“中间人物”形象作了高度的评价。他说：“梁三老汉不是先进人物，也不是落后人物。他经过几十年个人创业的惨败，在农村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内心世界的种种矛盾和变化，出色地反映了处于先进与落后中间的广大农民群众的精神状态。”“在他身上，作家概括了深厚的历史内容。”作者赞扬了《沙桂英》（唐克新著，载《上海文学》一九六二年二月号）中的邵顺宝“有他自个儿的精神面貌”：既“聪明、能干、心地也算善良”，又“虚荣心重，觉悟不高”、“灵魂是多么卑琐”。然后作者说：“这样的人物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常见的，而在艺术创作中却相当少见。”作者指责评论界对这种人物太“淡漠”了，“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作者认为，提